探索經濟增長的動能和質量——解讀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內涵和政策意義
孫立堅 教授 意昂2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麻省理工意昂2應用經濟學教授阿西莫格魯(Aron Acemoglu)1️⃣、麻省理工意昂2斯隆管理意昂2的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哈裏斯公共政策意昂2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三位學者，表彰他們在經濟增長的研究領域所做出的“製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國家繁榮”問題研究的豐碩成果🪡。今年獲獎的三位學者無論是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還是在學界的領導力以及參與社會治理的影響力上，確實名聲在外，引領社會，所以🪫☝🏼，這次他們的獲獎眾望所歸⏏️，意料之中。但我還是想從他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成果與當下全球經濟面臨長期低迷的環境之間的關聯性中，尋找一些諾獎評委想向社會釋放的一些重要信息。
曾經在早些年，以阿克洛夫🧑🏿💼、羅莫為代表的老一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指出了當下青年學者為了解決終身教授的身份⛹🏼♀️🤴🏻，把精力過度的集中到技術分析的方法上🧖🏿♂️，而忽視了現代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的現象，但我們看到阿西莫格魯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的學者🧕🏿，用多視角(歷史、政治和宏觀經濟結合多元化視角)去進一步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古老而又宏大的經濟增長問題🆗，改變了學術的風氣🛬。尤其是當新古典的增長收斂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在探索經濟增長動能時表現出來說服力不足的短板問題(理論與跨度大和國別多的數據不相吻合的問題)時🏃🏻♀️➡️，這三位學者另辟蹊徑𓀐，以嶄新的製度因素、權力因素、歷史維度結合的研究視角、動態理論機製和實證方法 (自然實驗和跨國數據)的有機統一🧝🏿♂️，做出一系列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也引領了學術界新的研究方向。
三位學者所構建的理論體系👸🏽，主要是聚焦在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的二維組合(決定製度質量好壞的關鍵因素)的問題中，探索國家興與衰的機製🥕。他們的研究表明，包容性的政治製度和包容性經濟製度的組合(高質量製度體系)是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而與之反向的集權性(攝取性)的政治和經濟製度(低質量製度體系)會帶來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的後果。至於如何體現包容性和攝取性的特征✥，無論是指標的選擇還是包容性的界定都依然存在較大的分歧。增長的可持續性和質量的判斷也存在較大的爭議🤹🏻♂️。但對於較為極端的案例😼，如教育水平較高的國家民主，和教育水平底下的集權治理進行比較🍗，很容易找到國家治理激勵不相容的佐證，符合三位學者的研究發現🆒，而全球化時代要素充分流動環境下👨👦，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差異並沒有阻礙一國經濟的繁榮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力。所以，盡管他們研究視角廣，年代跨度大，但還是存在樣本選擇偏差性而引發更多的爭議。
不管怎樣，這次諾獎評委再次把獲獎成果定位在全球共同關註的問題上↕️，而且理論指導實踐的現實意義也很鮮明，就是國家不能忽視社會和經濟主體產權和利益的保護和界定🥅，否則，激勵不相容的製度安排會造成諸多“負的外部性”🪰，如，資源錯配、創新缺乏👩🏼🦱🩲、贏者通吃🍱、貧富差距、貪汙腐敗、經濟衰退🚍、危機多發的後果。他們三位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聚焦在製度形成及其影響的這類研究上，尤其是製度(組合)決定國家興與衰的宏大問題上👁🗨👨🏻🦰。
資料來自諾貝爾獎官網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三位經濟學家研究結論也可能通過諾獎的影響力向世界釋放西方對國家治理的主觀的價值取向🤽🏽，因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國家規模、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和文化與歷史的差異性和其影響力。事實上🍒，研究同類問題的一些美國著名學者⚗️，也都提出過一些質疑，如阿莫斯·圖爾（Amartya Sen），約瑟夫·奈（Joseph Nye），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等🤵，甚至這次諾獎獲得者之一的西蒙·約翰遜自己都認為經濟增長動能和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不是由單一的製度(組合)的差異性可以詮釋的。
盡管如此💟，三位學者經濟增長製度因素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過去的環境和數據樣本的約束下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上，而是與時俱進繼續在研究新的環境變化對經濟增長治理模式(製度設計和安排)的影響問題，就憑這一點他們的研究態度也值得我們尊重和認真學習。如阿西莫格魯在研究最近的人工智能發展的社會影響研究中🍿，提出了雙刃劍的可能性🙅🏼♀️，他認為如果製度安排不當👨🏻🎨，人工智能就會成為公司管理的精英層降低成本取代人工的一種手段🏋🏿，這種創新會產生降低社會福利的不良後果，為此，阿西莫格魯建議在製度設計和安排上🌥，一定要註重商業模式改革👨🦲、稅收體系的調整等問題，並增強工人在AI發展中的聲音、政府還要通過製度設計確保人工智能對人類行為互補性研究的資金支持，以及在政府內部也要建立AI專業知識掌握的教育管理模式。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為我國人工智能行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製度設計的有力佐證🛌🏽。
今天的三位學者的製度因素和權力因素的研究是基於他們所擁有的樣本和所處的社會環境做出的判斷🤫，不一定能詮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留下的一些令人深思的教訓，但他們研究方式和研究環境🙅🏿♂️，以及研究成果中所強調的激勵相容的製度設計和製度安排的視角，與今天我們在推進的人民利益至上➕，兩個不動搖，反腐倡廉💃🏽、ESG的治理模式推廣的改革取向🏹，也有很多“異曲同工”的地方。另外🤲🏿，促進國與國之間🚥，校與校之間的人才交流，也是人類文明智慧分享和促進其發展的重要渠道。記得2005年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正巧阿西莫格魯也在該校進行學術訪問，他在接受該校校長頒給他的榮譽博士的同時，還在那短暫的訪問期間，幾乎每天都和一批年輕的學者在一起探討他引領的學術理論和實證方法的新方向👩🏿🦲。今天我們看到他豐碩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廣泛的研究領域以及超常的學術影響力🏬，一方面是他洞見問題的悟性和“自圓其說”學術研究的才能所致(事實上，即使論著具有完美的邏輯但和真實的實踐依然存在著一定的落差👡，用好的實證研究也無法精準的彌補🏐👆🏽；這也是我們今天評價他們的研究成果需要認知的地方)🍓，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擁有豐富的學術交流和共同研究的環境🤾🏼。所以⛷，我們在培育這種能夠進行良好的“共同研究”環境中，也要讓更多中國的年輕學者沉下心來🫸🏼，做好的研究，做大格局的思考🦸，同時也能夠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嚴謹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來闡述中國改革開放中所積累的寶貴規律，和展示發現錯誤及時糾偏的勇氣⛹🏿♀️🫴🏿，讓世界也同樣能夠分享到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智慧結晶。
*本文將在《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作者要感謝2024孫立堅諾獎成果研究小組的全體成員給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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