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以《構建新型城鄉關系 推進一體化發展》為題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5月29日。
城鄉二元結構通常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結構特征，推動二元結構轉化也往往是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現階段仍面臨著城鄉居民在收入、消費、社會保障資源獲取等方面的二元反差🦹🏻♀️，這種反差會通過要素配置、收入分配、居民消費和社會秩序等渠道⌛️，對我國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以及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的背景下🤰🏿，我國需要著力推動城鄉二元結構轉化🙎♑️，通過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有力支撐。
構建新型城鄉關系首先需要厘清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特征，即需要回答中國的城鄉關系在何種意義上具有符合國際經驗的一般特征？在何種意義上又具有契合本土特征的特殊性質🙊？對中國城鄉關系性質的理解將關聯到分析中國城鄉關系問題的理論選擇，以及確定中國城鄉關系公共政策的方案選擇，因此，闡釋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的異質性就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針對性。從基本趨勢來看👩👩👧👦，城鄉關系的演變趨向通常呈現出以工業化率提高為標度的經濟結構轉化，以及以城市化率提高為標度的社會結構轉化，中國的城鄉關系在時序意義上也呈現出這種一般性、普遍性的變動趨勢。1952-2017年🥍，中國第二三產業的產值占比從49.51%提高至92.09%，城鎮就業人數占比從11.99%提高至54.69%，城鎮人口占比則從12.46%攀高至58.52%🏃🏻♂️➡️，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的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增長速度遠高於改革開放之前。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著我國的城鄉關系具有與其他經濟體相類似的發展趨勢。然而📑👍🏻，作為一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的城鄉關系在演變進程中又具有顯著的本土特征💂🏿♂️，這種“異質性”主要表現為🧑🏿🏫：
首先🤞🏻，從城鄉二元反差的成因來看🧔🏼✔️，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理論通常將城鄉反差歸結為資源稟賦，即以農村為代表的傳統部門相對於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部門擁有著“過剩”勞動力💫，這些勞動力的在農村部門的邊際產出接近或等於零❔。因此，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可以通過要素再配置來化解資源稟賦落差，它是發展中國家實現二元結構轉化的核心機製。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較長時期，我國需要在資本高度短缺的條件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是建設獨立工業體系、恢復經濟秩序和實現國家安全的戰略選擇。這種戰略選擇在城鄉關系維度就內生出農產品統購統銷製度、人民公社製度🌸👨🏻⚖️、戶籍製度等一系列製度安排💜，這些製度安排隨即成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重要動因🤰，且城鄉二元結構體現在經濟、社會等多個維度。中國的二元反差不僅是城鄉兩部門之間的資源稟賦問題🐯，而且是發展戰略和製度選擇在城鄉兩部門之間產生特定經濟社會效應的問題🟤，而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和城鄉一體化則需要對這些製度安排做出回應💘。
其次，從城鄉結構轉化的路徑來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發展中國家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趨勢⚔️，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城鄉關系在這種趨勢的實現路徑上卻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按照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理論，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既是就業崗位變化的過程🕦，也是農民身份轉變的過程，由此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就是大致同步的。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市場化改革的漸進特征以及不同區域之間的製度耦合問題🚴🏽♂️，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主要體現為職業轉變而不是身份轉換，職業轉變和身份轉換的分離成為我國城鄉關系變動的特征事實，“農民工”就是對這種分離特征的形象表述。2017年底我國農民工數量為2.8652億，其中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分別為1.1467億和1.7185億。在職業轉變和身份轉變不同步的背景下，我國國民經濟就出現了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的顯著偏差，2017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分別為58.52%和42.35%，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分別為92.09%和58.52%。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城市化之間的結構問題都具有自身特色，這些已成為中國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需要直面的重要問題🙋🏻♂️。
最後🚃，從城鄉關系轉變的機製來看，市場機製通常被視為是城鄉二元結構轉化的關鍵製度要件。在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理論中，“市場有效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隱含假設，即城鄉勞動力可依據完備的市場價格信號自主進行要素再配置📓。然而👎🏻✮，中國是一個正處在經濟體製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體製轉型意味著中國仍處在市場化體製改革的進程中，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還滯後於商品的市場化程度，“市場在完善”是中國二元結構轉化的現實製度背景。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存在著不同地區👩🚒、不同居民、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結構關系，我國的經濟體製轉型不僅需要推動政府-市場關系的良性化，而且需要關註政府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場間（核心要素等上遊市場-競爭性產品等下遊市場）的結構特征，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實施了分權化改革🧤📵，這已導致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這種結構特征出發，不同層級的政府以及不同類型的市場往往不是“同質化”的🥮，這樣政府間和市場間的經濟製度安排就具有重要性，它們會通過影響地方政府以及微觀主體的行為選擇對而城鄉關系變動產生影響。
概括地說，中國城鄉關系既具有演變趨勢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與本國國情相聯系的獨特性質🥙，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轉化由此就呈現出區別於其他經濟體的“自身的故事”。這種對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異質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經濟學含義。城鄉二元結構是發展經濟學關註的經典問題🎧，以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為代表的二元結構理論隱含地假設城鄉反差導源於稟賦條件、勞動力職業轉化和身份轉換同步✤、城鄉要素市場有效率，這與中國的實踐狀態並不一致🚊👨🏽🚀。闡釋中國的城鄉關系應借鑒、但不應照搬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理論，必須立足於本土化特征形成契合於中國特色的城鄉關系分析範式😥。在這種理論建構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會為城鄉關系的本土化創新提供思想基礎👇，這是因為🧝🏼♂️：作為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而二元結構轉化則契合了效率和公平這兩重目標取向👩🏿💼。中國的城鄉二元反差是稟賦條件、發展戰略和經濟製度交互作用的結果，推動城鄉二元結構轉化不應局限於勞動力再配置，而應該內生發展戰略🪲、經濟製度變遷對二元結構的作用🙇🏽♂️，應該關註製度因素對二元經濟結構（以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消費差距為標度）和二元社會結構（以城鄉社會保障資源配置差距為標度）的差別影響。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𓀇，中國面臨著政府-市場♥︎、政府間、市場間多個維度的製度變遷👩🏻🦯，政府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關系、市場間的上遊市場-下遊市場關系意味著板塊內部具有結構特征。這通常會通過影響要素流動、產權保護🍽𓀍、交易秩序、公共產品供給等而對城鄉關系產生作用，城鄉土地配置中的“土地財政”就是明顯例證。理解我國的城鄉關系演變必須引入政府-市場、政府間🏋🏼♀️、市場間的製度變遷👨🏽🚀，即在經濟製度生成、實施和演變的背景下探究其對城鄉關系之間的影響及效應。
中國的城鄉關系演變不是一個單純的發展經濟學問題🚴♀️，闡釋中國城鄉關系演變必須立足於本土化特征❓，在政治經濟學💆🏼♀️、製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融合中來進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對分析中國的城鄉關系問題是重要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面臨著這樣的根本命題：實行社會主義製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在這個命題中🏊，社會主義製度👨🏽🦱、發展中大國和共同富裕分別標度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製度、約束條件和目標取向，這些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區別於其他國家🚣♀️，也對經濟體系中的不同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城鄉關系問題正是在這個根本命題下生成、演變和轉化的🛑。從根本命題出發💁♂️，我們需要探究不同時段發展戰略和經濟製度的特征🤛🏼、形成動因以及演化邏輯🙆🏻，需要理解這些發展戰略和經濟製度對城鄉關系的影響機製，也需要闡釋政府間、市場間的結構安排對城鄉統籌融合目標的作用方式🧑🏻🦼➡️🧑🦱。就此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闡釋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思想基礎👩🏻🎓，而基於本土化實踐形成的城鄉關系分析框架，也會從特定領域形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力支撐，從城鄉關系演變的異質性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有其理論和實踐依據的👰🏻♂️。基於這種理論認識，還可以邏輯一致地引申出城鄉關系演變的政策含義👩🏼⚖️，既然中國的城鄉關系演變區別於其他經濟體🚳🕗，並呈現出與製度變革之間的緊密關聯，那麽中國的城鄉一體化就要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市場內驅-政府補位的組合型政策”是我國推進城鄉一體化🔒、形成新型城鄉關系的基本政策選擇。城鄉關系調整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涉農企業等諸多的參與者🛺🦀，則城鄉關系公共政策必須能夠實現這些不同主體之間的激勵相容🏂🏼👩🏿🎤。特別是🛣，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應通過政府間的績效考核機製變化和財政管理體製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從“為增長而競賽”轉為“為協調而競賽👨🏽🏫、為民生而競賽”🐁，將城鄉關系完善轉變為不同層級地方政府的內在目標訴求，以此為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製度條件🧑🏽⚕️。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ZDA066）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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