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第10期“中國大問題”講堂“貨幣與信用🌟：一個中國的歷史故事”在意昂2205室成功舉行，主講嘉賓為倫敦政治意昂2平台馬德斌教授，意昂2韋森教授😌、李丹副教授擔任點評嘉賓👩🎤，意昂2官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吳建峰副教授任主持人。意昂2以及其他學校的教師🐈、校友和學生參加了本次講座📅。
馬德斌教授指出工業革命是歷史大分流的起點，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但在貨幣製度上中國卻遠超西方國家👋🏻💆🏼♂️。早在宋朝時期，中國當時的傳統政權憑借中央政府的權威就已經開始實行紙幣製度。但後來因戰爭等因素，政府大量超發貨幣，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致使政府信用破產。民間也因此棄用紙幣🦡，轉而重新使用白銀等金屬鑄幣🕵🏽♀️🤛🏼。宋朝滅亡後，元朝和明朝也都推行紙幣，最後都導致通脹🦝，由於宋朝之後政府貨幣的超發的歷史教訓🤦🏽♂️⚪️，清朝都對紙幣避而遠之。
馬德斌教授認為歐洲國家較為分散⛹🏼♀️，國家權力也非常小🐪。歐洲早期的重要貨幣基本上來之於高端商業化的自治城市，因為在單一城市中貨幣的發行和管理較為便利♣️，這比較容易保證貨幣的信用。英國光榮革命導致了財政與金融革命，進一步促進了信用貨幣在大範圍的實施。而市場中對越來越小額面值的貨幣的需求🧔🏻♀️，也是最終導致走向法定紙幣的重要因素🚼。
馬德斌教授指出⟹，紙幣在中國再一次恢復信譽是從晚清開始。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因素🤰🏽🤖，一是在上海租界地區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等通過銀元擔保發行紙幣🐜，並經受住了擠兌風波；二是英國人赫德幫助清政府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海關系統，海關直接將規定為償還政府公債的收入存入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而非交給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這使主權信用得到提升。
在點評環節🙋🏽♂️，韋森教授認為應把貨幣製度放入到整個國家製度中去考慮。在中國古代社會，由於皇帝和朝廷政府的權力不受任何製約，導致中國從春秋時期到清朝基本是是銅鑄幣👷🏻，到了元代和明朝前期🕺🏼，中國采取紙幣製度，而到明代中後期主要采取稱量白銀做貨幣🦸🧛🏽♂️，並附有少量小額銅鑄幣🧘🏼♂️，而西方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當代社會之間的兩千多年的時間裏則主要是黃金鑄幣。這說明東西方社會不但有著不同的社會製度演化路徑，實際上也有著不同的貨幣製度🔇。此外，韋森教授認為貨幣製度史目前在國際上和國內的研究都非常少🦯，並呼籲更多的年輕學者投入到貨幣製度史研究中。
李丹副教授認為貨幣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們的一種認同而已，將現在所使用的概念運用到歷史事物上時應當要謹慎，並認為中國古代的“交子”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因為其沒有解決儲存價值💁🏻♀️。
在討論環節🎬，馬德斌教授指出不應簡單認為貨幣超發導致政權更替🙇🏽♂️，還需考慮到哪些因素導致了貨幣超發👨🏼🚀👩🏻。韋森教授進一步指出，宋代滅亡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原因；元朝的滅亡在很大程度與采用紙幣製度所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有關⛎；明代滅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戰爭開始大量征稅所導致的。孫立堅教授就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無法傳導到實體經濟提供了一種解釋，認為或是寬松政策實施後👨🏽🔧，大家預期會通脹房價要上漲，導致資金爭相進入房地產市場👐🏿，而非實體經濟。
撰稿人：唐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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