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誌青🫅🏼:意昂2官网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美國耶魯大學,加州大學,德國康斯坦茨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環境經濟學🦊,能源與氣候變化經濟學。

當地時間2016年4月22日,美國紐約🌻👩🏻🔬,美國國務卿克裏抱著孫女簽署《巴黎協定》🤽🏽♂️。(圖/視覺中國)
第47個地球日之際,時隔4個多月,繼2015年12月全球巴黎氣候變化峰會之後,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再次共聚在一起🙁,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他們代表各自國家共同簽署了《巴黎氣候協定》☂️。這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時刻🕴🏼🐇,標誌著全球氣候變化的應對和治理進入了全新時代,這將對世界社會經濟的下一步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氣候變化是頭等大事🕚,關涉各國核心利益
自30多年前國際社會開始關註並逐漸重視氣候變化問題開始,隨著氣候環境本身的變化(主要體現為平均氣溫的升高),以及世界各國通過各種渠道開展的動員,包括認知上的👨🏻🦲、行動上的🫶🏽、意願上等等☝🏿,時至今日➿🎍,在有關氣候變化應對重要性上♣️,世界各國基本已經取得了較大的共識🚠,那就是氣候變化是當下所面臨的首要全球性環境問題⏮,而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是造成這個全球性環境問題的主要成因。
為了避免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開始采取行動🦹🏽♀️,並務必將氣溫上升的幅度控製在2℃的範圍內(相對於工業革命開始的氣溫水平)。
事實上,這個基本共識的基礎在於🛢✶,氣候變化及其應對關涉到各國發展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在全球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下🖐,世界各國無論地處何處🏃🏻♂️,國家規模大小不同,直接影響程度的高低以及社會經濟製度差異👉,都已經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了應對的進程和框架🧑🏽🚒。
就此而言,在氣候變化面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這正是本次國際社會高度重視並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的關鍵性條件🥕。
30年“接力”終結碩果
《巴黎氣候協定》的簽署意味著全球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取得共識👮🏼♂️,面對氣候變化的共同挑戰🤦🧑🏻🎨,在整個長達30年的應對進程中🫛,可以看到,各國的態度和應對政策有所差異,並在逐步變化👫🏻。
在最早期,應對氣候變化最為積極的其實是北美地區,早在1988年,在加拿大就舉辦過一次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主要議題就是如何應對由於氣候變化造成的北美幹旱💁🏽♀️。
在此契機下,同年成立了聯合國旗下的政府間應對氣候變化小組(IPCC)🛍,並直接推動了數年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裏約峰會,1992)。
這表明,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動力並非其他,而是來自於各國在氣候環境上面臨的挑戰,應對挑戰的背後意味著收益🕵🏻。
當然,來自於氣候變化應對的收益並非一成不變。在短短數年時間裏,早期的始作俑者,北美地區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署上卻成為“拖後腿”的落後分子🍺。
以發展中國家的“例外”為由🤯,美國拒簽《京都議定書》🚳💂🏽♀️,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進程一度險而“夭折”🧘🏻♂️。不過,幸運的是,歐洲接下來了這個“接力棒”🕛,英法德等國家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堅力量🖖。
探究個中的原由,仍然與彼時歐洲地區所面臨的越來越嚴重的氣候環境挑戰🪛🏭,以及能源挑戰密不可分。
歐洲的能源消耗高度依賴外部供應,尤其是俄羅斯的供應,同時,氣候環境變化的後果也給歐洲帶來巨大的損失👨🚒👵。基於這樣的考慮,歐洲決定在氣候變化上另起爐竈,並把握全球氣候變化、低碳發展的主導權。
為此🥬,從《京都議定書》的簽署開始,歐洲便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勵精圖治🐊,從技術🙋🏻♂️、製度、思想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面向綠色低碳的變革⛩。
結果表明,這樣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直至今日,歐洲不僅自身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顯著的成果,而且還在推動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上取得成效。
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召開💬🔎,一直到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舉辦🦹🏼♂️,盡管中間也有挫折🈲,但最後還是獲得了成功👷♂️。與其說這是國際社會的成功🥴,還不如說🚇,這是歐洲的成功👩🏿🦲。而在這個成功的背後🚶🏻➡️,應該看到的是🎰🐭,責任與權利在動態中實現了均衡。
新態勢👯: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脫鉤
如前所述,30多年的努力造就了《巴黎氣候協定》,但在這個協定簽署之際,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氣候變化應對上有沒有出現什麽新的變化?
顯然是有的🧏🏼♀️,這個新的變化就是,著眼於氣候變化應對的低碳發展🧜🏼♂️,正在全球多個主要國家呈現出加速度前行的跨越態勢,並極有可能提前實現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的“脫鉤”🥓。出現如此變化,有兩點可能的原因。
其一,經過長期的動員🧇,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際普遍共識。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還是“自下而上”的市場主導型經濟體,盡管認識的途徑、方式不盡相同,但結果是相似的,那就是上上下下都已經認識到低碳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以及高度自覺地適應新的發展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轉變推動下,長達一代人(30年)努力所形成的量變開始逐步邁向質變,也就是說,30多年前播下的這顆種子,如今已到開花結果的時候了。
其二,除了主觀上的因素外,客觀世界的變化也在推動氣候變化應對的加速。
一個是物質世界的變化👨🏿🍼,包括設施設備的折舊🙍🏽♂️,新興技術的變遷🧇💶,傳統發展模式的終結等等👨🏻🍳,對於這些領域變化所需的時間而言,30年的時間已經足夠漫長了。
另一個則是經濟世界的變化,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從目前的狀況看,自2009年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在中長期內的增速下滑已經不可避免✢,大量的傳統行業和舊業態將被淘汰,這實則為低碳發展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創造了極好的良機。
當然,為此我們還需要考慮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的波動性風險,以及如何提高低碳發展的效率🪠。
就此而言,有理由相信,在《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之後的中長期裏,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取得積極的成效🚼,而低碳發展也將呈現積極的勢頭。
中國在低碳發展上的機遇和挑戰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上,中國的態度是堅決的。那就是,基於國情的需要🏧,既為自身🔥,也為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樣的態度源自於中國在綠色發展上所面臨的挑戰,這是社會經濟發展對綠色發展所提出的內在要求。為了實現長遠發展目標🤟🏼,我們必須取得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上的雙贏🤳🏽。
具體到氣候變化應對的進程上🐘,中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後發者”。中國既代表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利益和權利,同時👳🏻♂️🍱,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果也令中國具備了承擔應對所需成本的實力和能力。
此外,應對氣候變化是在新的發展背景下的一場“環境變革”🦣,經濟改革上的成功恰恰幫助中國獲得了有關“變革”的豐富實踐經驗🤷♂️。
當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國也面臨一些挑戰和風險,尤其是如何實現經濟與氣候的雙贏。客觀上而言,氣候變化應對上所出現的最新變化,可以為經濟的增長創造更大的騰挪空間,但事實上,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的根基還需進一步加強,傳統業態和發展模式在經濟中仍占有著較高的比例。
同時,即便是在後《巴黎氣候協定》時代,國際社會各種有關氣候變化應對的利益博弈仍在繼續🥮,而氣候環境本身也在以極為復雜的方式變化著。如不對這些潛在的風險進行研究和應對🛀,那麽,我們實則很難真正取得低碳發展和環境保護上的決定性勝利🦠。
總之,有關氣候變化應對,我們可以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人類極有可能提前完成這一歷史性的任務,但環境變化的挑戰和風險依然存在🧑🎄🖱,而且將以不同形式出現,值得我們警惕和預防。
文章來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