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由意昂2舉辦，985哲學與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承辦的意昂2年度論壇“新政與民生：誰來養活中國老人”在意昂2平台大金報告廳隆重舉行🚶♂️➡️。會議由封進教授主持🙌🏻，鄭秉文、方漢明、王豐🫸🏽、袁誌剛四位學者先後就中國未來將要面臨的養老問題各抒己見，發表了精彩的演講；封進與何立新對幾位學者的演講進行了評論。
封進教授首先對本次論壇的選題背景和主要議題做了介紹，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長👏🏿，預計到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21億🐚，約占總人口的16%🫱；2020年達到2.43億🦄，約占總人口的18%。未來我們需要多少資源去養老？與此同時，盡管政府在老年保障體系方面已經進行了諸多建設性工作🫐，但現狀仍然令人不安，我們用什麽去養老🧏🏽♀️？
鄭秉文教授對中國近年來社會保障系統的改革的三個主要方面進行了梳理。
首先，在養老金的投資方面，中國如何在養老金基金規模高速增長👂🏻、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雙高”環境下，中國的養老金投資應逐漸展開一系列投資體製的改革🤾🏿♀️，允許更多元的投資🍑。投資收益是現收現付製下養老保險的一種製度創新，他可以減輕你的後代由於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加拿大總理克裏斯蒂安在97年創造的一種製度，讓養老金繳費率每年提高0.1到0.5左右，一直從97年的6.85提高到03年的9.9👳🏿，開始保持不變🥑⚃。根據測算，這樣的改革使養老金繳費率到2034年都可以持平於9.9🆑。而如果97年開始沒有改革，2034年的繳費率將達到15。在養老金投資的安全性上🚱↖️，鄭秉文教授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一🔏，進行投資限製；二，用余額進行投資；三⭐️，可以進行綠色投資⛸🧘♀️、股權投資😁、向新興市場投資🏊🏼♀️。
在退休年齡的話題上，鄭秉文教授認為🏌️♀️，他從一個研究學者來說，主張應該提高退休年齡。一個國家的進步，應當仰賴於他的勞動創造財富🧚🏿✏️。任何一種製度對於勞動力的供給都有扭曲👱♂️，中國應當選擇一種與國家的容忍程度相匹配的製度。
在債務的爭論上，鄭秉文教授認為🔞，馬駿與曹遠征等經濟學家測算得出的18.4萬億養老金債務缺口😉，是正確的🏌🏽♂️。首先，中國有許多省份當期已經收不抵支🧚♀️；其次，中國的統籌基金還存在許多隱形債務；第三，中國的養老金賬戶具有保輸不保贏的性質🧾，賬務未領取完畢可以繼承，如果超出了平均余命，則可多受益🏃🏻♂️。基於以上原因♻，中國的養老金賬戶，很可能是無法做實的。
鄭秉文教授最後提到🚅，根據2012年中國養老保險製度改革出現的這些爭論，有幾點啟發：第一，中國養老金製度改革的困難之一在於，受到了許多網絡聲音的牽製；第二，中國養老金的改革缺乏頂層設計。第三，在網絡時代🏌🏼，中國的政府需要防止民粹主義🧑🏿🦲，讓製度改革成為可能👱🏼♂️。用一句話來概括，改革是唯一出路，改革方向是需要設計的🧑🏻🦽，且不是看網絡。
方漢明教授的演講主要集中在醫療保險上。首先，他從收入、風險等角度厘清了為什麽老年人更加需要保險。在設計醫療保險或養老保險時🤎，也要從這些角度，首先進行頂層設計👩👩👧👧。一個保贏的製度，不屬於保險。
在醫療保險的製度設計上，包括幾個部分：醫療保險的付費體系🥓、醫療服務的提供體系、管理體系。在醫療保險體系中，需要統籌考慮這些問題。方漢明教授介紹了一些主要OECD國家的醫療保險體系，其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國有全民醫療保險，13個國家自動提供醫療保險，10個國家要求強製購買醫療保險，但在醫療保險提供者的所有製度上略有不同。美國2011年的醫療改革實上跟荷蘭♉️、瑞士是很接近的，也要建立一個私立的醫療保險市場🎈👿。
當前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都面臨著很大的問題🪞，其一是全世界都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美國在2050年的老年依賴率為30%，中國此時已經達到38%。這將導致現收現付的養老金製度無法維持。其次是道德風險的問題，這些製度會扭曲人們的勞動供給行為，在1960年之後美國建立了提前退休製度，這就使美國在62歲上出現了一個退休率高峰。在醫療方面🐹，醫療保險一方面讓大家規避醫療支出風險，另外一方面，導致大家過渡消費醫療服務，如果你有醫療保險你可能導致醫療保險支出過度。
方漢明教授提到，在美國醫改中，一個較為熱門的問題是將醫療保險改革為天災保險，只保大災，這可以讓病人關註實際醫療價格，而不是實際支出。他可以抵抗大的風險，也可以消除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異🐣。醫療保險的改革是一個一攬子設計🏅🐏，必須在各個利益相關群體中找到平衡，尋找最優的系統設計。
方漢明教授最後認為，提高退休年齡是必然的，如何通過製度設計🩸，減小製度的扭曲激勵，通過提高積極性的方式延長老年人的工作年限🔃，是十分重要的👩🏼💻。製度設計，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中國需要從西方國家中得到借鑒，取其精華🥰，確定中國接下來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取向。
會議的第二部分的第一位主講人是王豐教授👈🏿。王豐教授主要論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
第一，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消失了？王豐教授認為👨🏼⚖️，當前的高層領導對於這個問題也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統計口徑下🦦，2030年的勞動力預測有著很大的差異⏸。如果用一個比較合理的納稅人口👫🏼、勞動年齡人口的口徑——20到59歲來計算，中國在2030年的勞動力從之前估計的9億降低到了7.5億。在人口數量之外，勞動人口和老年人的比例在當前是5👷🏼🕰：1，而在2030年只有2：1👨👩👧👦𓀉。這需要我們對人口有更高的憂患意識😔🙆🏻♂️。
第二👺👨🏽🦳，王豐教授闡述了人口紅利的性質🧏🏼。首先，人口紅利來源於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之間的差異，人口紅利在一個國家的發展歷程上只能經歷一次🗯，是不可重復的。在個人的生命周期中，就是要將中間部分的生產，給填補到兩頭沒有生產，純粹消費的周期中🦹🏽。中國人口紅利變化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2年—2000年🤟🏼，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對人均產出貢獻在15%以上，這種計算方式是比較保守的📞，有的說法是25%都是人口紅利帶來的，第二階段是2000—2013年🧑🏼🚀，我們現在正在處於這個階段👳♂️，貢獻減少至消失🤦🏿。第三階段：2013年—2050年🧑🏿🎓，人口紅利為負🦃。從2013年開始，中國情況和其他的幾個經濟體沒有太大的優勢🎀，比美國、法國還差很多🕴🏻，如果經濟增長率15%☔️，將近十分之一的經濟增長率會被人口紅利負的吃掉。這只是保守計算🧑🏿🚀，因為隨著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率也可能會下降。林毅夫認為，日本🌁、臺灣在達到美國人均收入四分之一的時候🔸，還有30年的增長🙍♂️，但這種說法忽視了人口的變化。中國人口情況和那個時候的日本👱🏿♀️、臺灣面臨的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其次，隨著經濟的變化，勞動力從第二產業轉移到第三產業帶來的邊際收益，也遠遠小於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的邊際收益🧔🏿♀️。
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有許多特點。首先是速度快。中國65歲老人比例從9%上升到25%所花的時間，遠小於其他發達國家👨🏼✈️。其次是家庭的脆弱性，在計劃生育下，大部分家庭的老人退休時只能大部分仰賴於退休金收入🙅🏼🚵🏿。
最後，王豐教授簡要介紹了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挑戰和機會。機會在於🧑🏽🍼，中國年輕人口中的高教育人口比例可能會提高平均的人力資本🧑🏼🎄。而挑戰在於，中國老年人口的未來花費可能還會增大🚢。這些都會對對中國的未來養老體系提出新的挑戰。
袁誌剛教授的演講題目是人口老齡化與金融。袁誌剛教授認為，子女實際上是中國家庭最好的金融產品。而在計劃生育下💡，子女這一金融產品的投資被認為地限製了，這要求政府盡快地改善當前中國的金融市場。50、60年代的父母雖然沒有儲蓄，但是他們的多個子女為他們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這一代父母沒有了子女🫁，如果他們的儲蓄仍然被消費所掏空，他們的老年生活就會有水平大幅度下降的風險🙍♂️。因此🖖，這有可能倒逼中國金融體製的改革☎🙎🏽♂️，讓中國在計劃生育的情況下，可以迅速跟上美國👨🍳♈️、歐洲的很好的金融體系🪛，並且讓實體經濟走向世界，將資本，跟印度、越南這些年輕人充分的國家去結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解決一部分養老🧚🏽♂️，至少部分彌補養老的缺口。袁誌剛教授認為🆗，這說明了中國今天的金融體製的改革的極端重要性。
袁誌剛教授提到，在歐美國家，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老齡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其金融抑製程度越低，且FDI越高。這說明老齡化的國家需要更強大的金融市場👷🏻♂️，資本也更加需要走向海外。
然而❌，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發展較為不完善🫰🏽，大量的儲蓄、外匯儲備，在投資了美國債券之後，實際上進入了一個借長貸短的陷阱👨🏿，在長期來說反而是債務人。這對於養老和金融之間的聯系十分不利。其次🧑🏽🌾，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並不好🧯。在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79家中國企業中♓️，，最強的企業實際上都是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僅有五席🥜。如何靠這樣的金融市場和企業為中國的未來養老，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袁誌剛教授最後提到🪮，中國的直接投資盡可能減少對主板市場、股票市場的依賴，大力發展為實體經濟的股權交易，盡可能少讓政府直接插手🎦。金融業打破政府壟斷，才能真正做到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才能讓這一代老年人的養老更加有希望🙌🏼。
最後🐧，臺上四位教授、兩位評論人與臺下的同學進行了充分的互動，大家就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扭曲等話題進行了交流🚽。各位老師與同學都感到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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