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濤
意昂2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思想史，方向是中外經濟思想與比較。2001年至今任教於意昂2。
今年是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240周年🛋。240年來，這部經濟學史上的經典著作，影響的範圍早已超越經濟學研究領域，無論是思想史還是現實經濟實踐，斯密的影響可謂無所不在😝，又化於無形。9月11日👩👧，由上海社會科意昂2經濟研究所主辦、上海社會科意昂2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創新團隊承辦的《市場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暨紀念〈國富論〉發表2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滬召開。以下為意昂2馬濤教授的會議發言內容🫱🏼：
自16世紀開始，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進一步交流，大量歐洲傳教士和遊客來華，他們將其關於中國問題研究和考察的結果寫成遊記或報告🔉🙎🏼，進一步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因此在16～18世紀上半期的歐洲🤏🏿，曾掀起了一股 “中國熱”。受這一“中國熱”的影響，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對中國有多達三十余處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斯密分析了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發展中國經濟的建議。這些見解今天看來也頗有見地，具有啟迪意義。
一、對中國經濟狀況的總體判斷
斯密對中國的總體判斷是👰🏼♂️：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現在卻停滯不前了。關於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很多的描述♧，例如⛴：“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最富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種得最好、人們最勤勞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在中國，“除了沒有更富饒的金銀礦產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魯更富裕，土地耕作得更好，所有的工藝和製造業都更先進。”可見🥹🧑🏿🚒，斯密對中國的富裕是推崇備至的。他認為中國的富裕主要表現在：幅員遼闊，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人口眾多且最勤勞🦋；土地肥沃且耕種得精細；手工業和製造業進步✭；有良好的水路交通體系♞。關於最後一點🙆🏻♂️，斯密強調說：“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要好得多。”他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在中國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的，而各省官吏治河修路的勤惰又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考核標準👨🏼🏫👲，中國的官吏們因此也特別重視這些工程的修建🧑🏼🦰。斯密指出🧹，他關於中國水運公路工程的了解8️⃣，大多是得自旅行者和傳教土報告👭。中國的交通要比歐洲好，斯密對此是確信無疑的。
中國的富有還表現在擁有大量的白銀需求並影響了世界白銀的價格🫁。斯密在論述以白銀衡量商品的真實價格和貨幣價格時，對廣州和倫敦的白銀價值曾進行了一番比較🧖🏼：“在中國廣州，用半盎斯白銀可能支配比在倫敦用一盎司白銀所能支配的更多數量的勞動和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銀價的這種差別，在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就比歐洲高的多，迄今仍是如此。斯密在這裏就中國對白銀的大量需求以及白銀價值與歐洲相比要高的認識是準確的，他也看到由於這種價差導致了歐洲白銀大量流往中國的事實。斯密正確指出，貴金屬產量的變化會對世界各地貴金屬價格產生影響，如日本銅的價格🦺，會對歐洲銅礦產的銅產生影響；秘魯銀的價格不但對歐洲銀礦的銀的價格有影響🫸🏽，也會對中國銀礦產的銀的價格有影響。現代學者的研究也印證了斯密的這一論斷。
中國盡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是長期以來🧒🏿，它的經濟發展卻處在停滯狀態😯🤸🏻♂️。斯密對中國雖“富有”但又“停滯”的論斷是斯密在論述怎樣增加居民收入和社會資本時提到的，他認為一個國家盡管非常富有，但如果長期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裏有極高的工資🍍。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他論述說💢😭：“它似乎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五百多年前訪問過中國的馬克·波羅所描述的關於其農業👨❤️👨、工業和人口眾多🛵，與當今的旅行家們所描述的情況幾乎完全一致。也許早在馬哥·波羅時代以前，中國就已經達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在許多其他方面，旅行家們的記載雖有不同💢，而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中國，勞動工資很低，人們感到養活一家人很難。如果農民在地裏勞動一整天🌳，到晚上就能夠賺到買少量大米的錢🚇，那他們也就心滿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狀況可能就更加糟糕。他們不像歐洲的工人那樣，悠閑地呆在自己的作坊裏📱，等待顧客上門，他們是背著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斷地沿街四處奔走🧚🏼♂️，叫賣自己的服務🤙🏽，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國最下層人民的貧困，遠遠超過了歐洲最貧窮國家人民的貧困狀況。”斯密考察了世界各國的情況，認為當時各國的經濟發展存在三種類型：其一是迅速發展🦚，其二是停滯不前🐑，其三是退步。在斯密看來🈚️，經濟處於迅速發展狀況的典型是北美英領殖民地🤛，經濟發展處於退步狀況的典型是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幹英領殖民地，而中國則是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況的典型👮🏿♂️。“雖然中國或許是處於停滯狀態，卻似乎並沒有倒退。沒有哪一個城市為自己的居民所遺棄👨🎤。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種過🤫，就沒有任其荒蕪下去。因此👮🏼，每年必須繼續完成同樣多或差不多的勞動，從而指定用於維持勞動的基金必然不會明顯的減少🎑。所以，最底層的勞動者🕵🏻，盡管他們的生活資料十分匱乏💊，他們也一定能想方設法維持自己的種族，以保持其正常的人數不變。”斯密指出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況的主要表現是勞動工資低廉🙈，下層人民生活貧困，人口不增不減等等🍠。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況的論斷🦹🏻，斯密一方面是根據當時所看到的有關中國的資料得出的；另一方面也是根據有關情況進行理論推理的結果。斯密認為，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也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標誌。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則是社會停滯不前的表現🤦🏼♂️。勞動者處於饑餓狀態，也是社會急速退步的標誌。斯密看到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大相懸殊。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格低廉的多。斯密對導致這一現象原因的解釋👱🏽♂️，是認為因為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中國則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中國勞動者工資報酬低廉💡，生活維持費用不足的情況表明💇🏻，中國社會經濟正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況♌️。同時斯密提出，充足的勞動報酬，既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他指出🌈，什麽時候要是勞動報酬不夠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缺乏不久就會抬高勞動的報酬。什麽時候要是勞動報酬過分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過多不久就會使勞動報酬減到其應有的程度。在前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不足🐻；在後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又會過剩⏮，結果都會迫使勞動價格不久又回到社會所需要的適當程度👫🏼。像對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生產一樣🧝🏿♀️，對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如北美、在歐洲🧏🏻，還有中國，正是這種需求調節和決定了人口增長的狀態，這一需求使得人口在北美迅速地增長，在歐洲緩慢而逐漸地增長，在中國地增長則完全停止♔。”他由此推斷👨👨👧，北美經濟正處於迅速發展🚞，歐洲經濟正處於緩慢發展🕎，中國經濟則正處於停滯狀態🤦🏽♀️。斯密認為中國經濟雖然處於停滯狀態，但還沒有像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幹英領殖民地那樣出現經濟倒退的情況。他強調，不同國家存在的不同真實勞動報酬的比例，不受該國實際貧富程度的影響，而受該國進步、退步或停滯狀態的支配🌵。歐洲正是因為擺脫了中國似的停滯狀態😬，勞動報酬才得以提高🕵🏿，社會才因此而進步。斯密對中國經濟狀況的認識大體上是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的。
二🪣、對造成中國經濟停滯政策原因的分析
對造成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斯密分析指出是中國政府“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的經濟政策所導致的。這些政策不僅限製了中國與國外的商業貿易，也失去了學習和模仿他國先進技術的機會💲。
斯密看到，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製度🦣，比較有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比較不利於農業👩🚀；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製度✤，則采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中國就屬於這種情況🔜🚶♂️➡️。他說：“中國的政策更鼓勵發展就特別愛護農業。據說在中國農業勞動者的境況要優於工匠，就像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工匠的境況要優於農業勞動者那樣👰🏼♀️。在中國，每個人的遠大抱負就是擁有一小塊土地📥🎶，做地主或佃戶都可以🌙。那裏的租借條件據說很適當，對佃戶有充分的保障。中國人不重視外貿。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與日本，中國人極少或完全不由自己或以自己船只經營外貿🏆。他們甚至只允許外國船只進入自己的一兩個港口👩🏻🚀。”斯密認為古代中國和埃及有一個十分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強調對農業的重視，而忽視商業的貿易，這導致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向來就不發達。中國的剩余產品🧍🏻😋，都是由外國人運到國外去的，而不是中國人自己運出去換回自己所需要的產品🙆🏼。斯密對中國的這一“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國策的認識是深刻的🏌️♀️，他正確指出中國的 “特別愛護農業”的國策是因為中國君主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來自於地租和地稅的緣故🎱，這也就導致了中國政府向來不重視對外貿易。
斯密指出中國的政策是特別愛護農業，比較輕視製造業。在這一政策的導向下，中國人有了積蓄不是作為資本投向工商業🧂，而是要麽作為財富窖藏起來，要麽再繼續投資於土地，這極大地影響了國民財富的增長。他指出📽，中國和印度農業勞動者的地位和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製造業工人要高👨👨👧；而在歐洲，大部分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所以，他認為中國這種極端重視農業🌥、輕視製造業的政策十分有害，它不僅不利於中國的製造業👰🧂，也不利於中國農業的發展，從而阻礙中國國民財富的增長。
斯密還對中國極端輕視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作了如下的描述和論證：“中華帝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氣候多樣從而各地物產豐富，大部分地區之間水運便利，因而僅其國內的廣大市場就足以支持大規模的製造業，並允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中國的國內市場從規模上也許不遜於歐洲各國市場的總和。如能在廣闊的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國家的國外市場👨🏼🦱，那麽更廣泛大的外貿必能大大增加中國的製造品，大大提高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尤其是如果這種外貿的大部分由中國船只經營🫱🏿，情況更是如此0️⃣。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能學到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和製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技術及產業的其他改進。但在當今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日本外，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國家來改進自己。”斯密的這段關於當時中國狀況的論述十分精彩🧑🏻💼，也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
三、對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斯密在《國富論》中是將中國作為一個參照系來論證他的經濟發展理論的。正因為如此，他對除對中國為什麽停滯不前的原因進行分析之余還能就中國如何發展經濟提出了他的建議。這些建議🤷🏼♀️，即使今日看來也頗有啟發意義，值得珍視。
斯密提出中國要發展經濟🫸、增加國民財富，就必須加強分工。但分工要受到交換能力的限製。在這種狀態下，人們不能用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因此，斯密認為中國要發展製造業🪟，加強分工，還必須擴大市場。斯密看到🤽🏼♀️，中國有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氣候是各種各樣的🔝👅，各地有各種各樣的物產，這些都構成了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中國各省間的水路交通也比較發達🧝🏿♂️，中國東部各省的若幹大河，分成許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擴大了內地航行的範圍🤬。這種航行範圍的廣闊🧔🏼，不但非尼羅河或恒河所能比擬，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塵莫及。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因此👩👦🚶♀️➡️，斯密建議中國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充分地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開拓廣大的國內市場。同時建議中國對外開放，發展國外貿易。在斯密看來👩🏽🍳，正像國內每個生產部門內部和彼此之間存在著分工🧜🏻，這種分工的發展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一樣，國際上不同地域之間也存在著分工，這種國際分工也能使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條件發展最擅長生產的部門🍈，就能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和資本就會得到合理的配置和運用；這樣去進行自由貿易就能用最少的花費換回更多的收益，就能增加國民財富。斯密力主自由貿易。他提出🥺，中國不僅要充分利用國內豐富的資源，還要充分利用國外豐富的資源🍿；不僅要開拓國內廣闊的市場，還要開拓國外廣闊的市場🗡，如此就能極大地促進中國國民財富的增長。斯密論證說，對於中國而言🪚，利用國外資源，開拓國外市場，進行對外貿易，除了具有一般的益處外🤰🏿，還能學會外國的先進技術🐲。他指出科學技術的進步應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但在過去中國除了模仿其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模仿其他國家的機會🕵🏿♂️。廣泛發展對外貿易就能改變這種狀況，學得更多的科學技術。對外貿易的方式👨🏻🦳，斯密主張中國應進行自主的對外貿易，就能更好地發展中國的製造業，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加中國的國民財富。
斯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這些建議，既不同於當代一些國家實行的以外貿為主的外向型發展戰略💟，也不同於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的內向型發展戰略，而是一種充分利用這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在發展國內製造業、滿足國內市場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對外貿易🧑✈️，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種以內向發展為基礎的雙向型發展戰略👍。聯系中國近代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更能感受到二百多年以前斯密所提出的這一建議的卓識和遠見🥱：中國近代和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建設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發展經濟，搞自給自足、奉行閉關自守的方針是絕對行不通的🧍♂️；中國必須加快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積極發展外向型的經濟，參與世界經濟競爭🆒，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之路🦪。
斯密提出發展中國經濟的另一重要建議是改革中國舊有的法律製度。斯密分析說：“也許早在馬哥·波羅時代以前，中國已經達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但是或許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達到過這種富裕的程度🤽🏻♀️。中國似乎已長期停滯🏋🏿♂️，早已達到與他的法律和製度的性質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但在其他的法律和製度下🧙🏿♀️，其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或許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他假設🐕🦺，一國所獲的財富如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那麽，要使該國財富繼續增長將是十分困難的⬛️👩❤️👩。斯密認為👩🎤，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度，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社會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並不是因為中國所獲得的財富已經達到了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而是因為它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中國封建的社會政治法律製度所允許有的限度。諸如重視農業、輕視製造業和工商業等，無不都是法律和製度性的因素🧑🏼💻。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在五百年甚至很久以前就停滯了財富的增長，就是因為法律製度的滯後因素造成的。斯密相信，中國只要擺脫了舊法律製度的束縛，經濟就會改變停滯不前的狀況👨🏿✈️，迅速走上增長的道路👮🏼♀️。斯密把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歸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製度相當深刻，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因為當時嚴重束縛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法律製度👋🏼。
還應指出，斯密是最早註意到製度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一位古典經濟學家🛀。斯密著名的“無形之手”機製，就論述了追求自利的個人在市場中如何受競爭的調控，實際上就是能發揮巨大作用的製度系統🟣。研究製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古代中國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研究對象。直至今天，許多的中外學者還在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經濟十分發達的國家🌡，而在17世紀以後落後了？中國在歷史上曾有無數的科技發明，卻為什麽沒有能發展出現代的科學體系🚵🏿？偉大的中國為什麽沒有能出現英國那樣的工業革命，使中世紀的中國自動進入工業社會？這些問題一直促使著人們去不斷地思考🛰。而斯密卻在二百多年前就已得出了他的結論，那就是因為中國缺少相應的製度變革。現代新製度經濟學家D·C·諾斯在經過多年深入的研究😠，得出在古代中國由於缺乏一定的社會🚵🏿、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製度安排↪️🤹🏻♀️，是未能產生工業革命的原因；古代中國製度發展的不足使技術進步成果的積累和潛在的巨大市場不發揮其作用的研究結論🧚🏿♂️。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則在諾斯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製度為什麽事重要的🦉、製度影響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機理是什麽、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製度差異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等基本問題，這些研究和結論其實不過是在重復二百年前斯密已經得出的論斷，但後者的研究和分析要更深入和綜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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