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012年5月6日 東方早報
在這樣的主流知識環境裏，辯論更有意義。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經濟的看衰者不計其數，但樂觀派也不少見。
“面對在最短的時間裏實現了人類最劇烈的經濟轉型的中國✷，我們局外人應該格外小心𓀉，不要輕易地去告訴中國，你們做得很糟糕或者你們在政策上本來還可以做得更好。”
去年底，在華盛頓的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出版了本所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教授的一本書，立刻在歐美引起了高度關註。該書使用了一個頗為刺眼的題目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暫譯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下》）🙅♂️。聽說該書的中文版即將出版，封面的那張照片被換成了一幅龍鷹圖，也算過得去。眼下尚難預料的是，中文讀者對此書的反響程度將會怎樣📸，想必叫好者屈指可數🧑🦽➡️。這能夠理解。這些年，看好中國經濟未來的言論在中國的知識界並不受歡迎。但英文版的反應頗為熱烈，甚至頃刻間圍繞中美經濟實力對照和較量的討論在美國再度升溫。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著名刊物《外交》（Foreign Affairs）還專門組織了一場所謂的“The Great China Debate”（中國大辯論）來推動知識界對中國能否主導全球經濟這一命題的深入探討。
以我之見，這類的辯論與探討在美國的經濟學界似有知識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價值，這是因為美國經濟學界的主流人物在中美經濟競賽問題上普遍持有美國“例外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已經深深紮根於美國主流知識分子的頭腦中🐼，經濟學家尤甚。盡管他們知道英國的降級與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的確立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可他們並不認為八十年前美國取代英國而獲得全球經濟權勢的歷史可以重復🐲，即使他們並不無視和小覷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Larry Summers在2010年底離職華盛頓之前的一次講話典型地顯露了這種思維方式。他說，“從美國誕生之日起，預測美國衰落的言論就從未消失。但這些言論反而讓一代一代的美國人重振精神。我告訴大家，只要我們居安思危🧑🏽🦰，我們就有光明的未來😯🙃。”
在這樣的主流知識環境裏，辯論更有意義💥。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經濟的看衰者不計其數，但樂觀派也不少見🚣🏼♂️。以研究中國經濟著稱的美國第二代🧛🏻♂️、第三代經濟學家的深度研究對華盛頓的政策頗具影響力。這些年，美國範圍內關於中國經濟研究的傾心之作不斷湧現，多得中國同行的欽佩與認可。在這當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連續出版的中國經濟研究著作🙌🏽，雖部頭不大，卻都有不小的分量🧝🏼♀️🤪。比如Nick Lardy的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繼續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和C. Bergsten等人的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國崛起👱🏽♀️：挑戰與機遇》），均有一流研究水準，不可多得。同樣🎯，《黯然失色》又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添彩不少。與前者不同的是👮🏻♀️，這是目前為止關於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和中美經濟競賽的最精彩之作。作者Subramanian教授是牛津訓練出來的印裔經濟學家，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意昂2任教。他有意昂2派經濟學的功力與技巧，但同時他視野寬廣，思維敏捷，有超凡的文字駕馭能力。所有這些品質在這本小書中均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如果你是普通的讀者或者媒體人士，你會發現本書導言的內容文字之優美，觀點陳述之鮮明，足以讓你贊不絕口。至於那些關心中國和全球經濟秩序的政治家，一定會為本書最後兩章的分析邏輯所打動。而想要對本書第二到第七章的討論內容產生興趣或者被這些討論所吸引，那你就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學訓練與知識儲備了。所以🙃，盡管這是一本可以只讀頭尾的書😶，但它真正吸引我的卻是滲透在第二到第七章中的作者的經濟學功力、處理問題的技巧以及寬廣的視野。
所謂可以只讀頭尾📹，我是說🛗，不僅這本書的核心命題在本書的導言和結尾處都進行了陳述📇，而且頭尾兩章實可單獨成篇。以導言部分的闡述為原型，我把作者在本書提出的這個核心命題做如下歸納: 按照保守的估計和推算，並且以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的加權指數來衡量，在2020年之前全球經濟主導者（包括全球儲備貨幣）的角色必將從美國轉移到中國，而且中國主導全球經濟的深度與廣度均超出現在可能的想象。這個地位與1870年前後的英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大體相當👨🏼🦱。到2030年♢，用購買力平價估算🐤，中國的GDP約占全球的25%（美國占12%）🏃♀️，與美國在1950年的地位相似，超過英國在1870年的全球占比。中國的貿易量在2030年約占全球的20%弱，美國那時將占7%👭🏼，這個數字大於美國在主導全球經濟時的貿易份額，但小於英國在1870年24%的比重。
何為經濟主導🛋？知識界的學者自然可以用不少篇幅來討論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擁有的超級權勢🦜、霸權、硬軟實力等概念的含義🎥👮🏻♂️，但Arvind的“經濟主導”（economic dominance）概念直截了當，僅對經濟實力加以定性🧘🏿♀️，不涉及政治和文化等軟性影響。在此定義的基礎上，Arvind還進一步構造了一個可以度量一個國家主導全球經濟的指數以刻畫經濟強國之間在主導全球經濟方面的相對勢力的變化及其演變趨勢𓀛。為此，他選擇了三個成分指標來量化經濟主導這個概念🎎，它們分別是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的相對比重，並使用不同的權重分配方案來構造經濟主導指數（EDI）🫶🏿。看上去這是很簡單的做法🌖，而且符合歷史的觀察與常識。不用說🪤，在社會科學的量化工作中，簡單是最可貴的⚙️。可是作為一個嚴肅而科學的研究👨🏼🎨，作者在遴選出這三個變量時卻是做了不少的基礎工作，這涉及首先要基於歷史和直覺給出可能影響一個國家經濟主導能力的盡可能多的因素，然後再去識別哪些因素更重要🫧👨🏼⚕️。所謂更重要，就是別的那些因素可能會受這些更重要因素的影響或決定。比如，無論從歷史上還是直覺上都會認同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對於決定其在全球經濟的主導能力至關重要，但到底用什麽簡單的指標來度量財富和資源呢？是用財政資源、自然資源、金融資源還是軍事資源來代表財富和資源🆘？考慮到GDP的規模通常會與這些財富和資源正相關（作者用英🧛🏽、美、法、德🪠、俄和中國在1880-2009年的數據擬合顯示，以上各國的GDP占世界的份額與軍事開支占世界的份額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7），使用GDP代表財富和資源的實力就更合理，也更簡單🚷。再比如🚴🏿♂️，在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的經濟主導力時，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看上去一定很重要🚴🏿♂️，但是，它們卻與經濟財富或者GDP的規模高度正相關，因此根據“歐卡姆剃刀” 原則，就必須剔除它們以確保量化時的簡單。
當然🪥，你可以進一步追問作者，GDP、貿易與外部金融實力三者之間難道不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嗎？從學理上說🧖♂️，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三者之間要彼此無關，它們必須是分別由不同的因素“外生”地決定或影響的。可是🏋️♀️，不僅因為貿易的增長與GDP的增長高度正相關（根據“引力假說”所言），而且貿易模式與外部金融實力也脫不了幹系。中國是個很好的例子🤵🏻♂️🦵。中國之所以成為國際資本的輸出國（被定義為正的外部金融實力）和債權國🏎，就是因為中國持續的貿易擴張創造的順差所致。所以，這個外生性的條件看上去實難滿足。但是，因為作者在構造經濟主導指數時采用的不是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的絕對值，而是全球的占比🚸，這樣情況就大為不同🚘。很容易明白，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的全球占比之間似乎並沒有顯著一致的正相關性🟥，因為它們各自受不同政策的影響💳👨🏼🎨，這將導致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明顯下降🧜🏼。
在這三個重要成分指標當中💆🏿♀️，GDP和貿易的概念直截了當，不再需要贅述。而外部金融實力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麽呢？作者認為它是對一個國家為世界提供金融資本的能力的度量。這個世界上的國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凈債權國🧑🏽🍼，向世界輸出資本，一類是凈債務國，從世界上借入資本。在量化這個概念中，作者不使用債權或者債務的存量值而選擇流量值，這是因為債權國的儲備資產的存量價值往往會因為債務國的政策變化而發生減損或貶值。這正是當前中國作為美國的最大債權人面臨的兩難選擇🧈，一些經濟學家把這個兩難局面稱之為“資產風險”以區別於因為過度舉債而形成的“債務風險”🧎♂️➡️。基於這樣的考慮，作者用流量值來量化“外部金融實力”，把它定義為一個國家在一個十年期間累計的經常項目順差占全球的份額🤾🏼♀️。用十年是為了減弱景氣周期對貿易余額的影響。根據這個定義，債權國擁有外部金融實力🎾，債務國不僅喪失這個實力🤹♂️👨🏽🚒，而且外部金融會變得脆弱，經不起全球外部震蕩的折騰♖。
有意思的是，這個對外部金融實力的定義與量化很快引起了爭議，因為對中國而言，人們必然會問，中國積累的貿易順差和凈債權國的角色究竟反映了中國的金融強勢還是弱勢？在《外交》上的“中國大辯論”中😞，Derek Scissors教授就詰問Arvind這個問題。Scissors教授提出的質疑是，中國的凈債權人角色反映的是國內經濟在投資與消費之間的不平衡𓀗。作為並不富裕的經濟🎧，中國不應該借錢給富國📰，相反，中國應當進口資本以加快經濟發展。中國在過去十年采納的“重商主義”的增長政策導致了這一結果😷。我與Arvind在來往的電子郵件裏也專門提到Scissors的這個問題🈲，希望得到他的回應。Arvind在給我的郵件中回答說🙏🏽，“This strategy has created tens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but has worked remarkably for China. In the 2000s, not only economic growth (8.5 percent) but growth in consumption opportunities (7 percent) for the average Chinese has been the fastes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faster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ever. The criticism of this strategy is that it has built up domestic distortions-over-investment, capital-inefficiency, weakness in the banking system-that will entail costs in the future. But the aggregate calculus-especially if the sheer weight of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of the last thirty years is taken into account-is likely to be hugely positive and certainly a far cry from the verdict of weakness that Scissors is inclined to deliver. Outsiders should be careful in telling a China that has posted humanity's most dramati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that it did badly or that it could have done better in terms of policy choices. ”〔“中國的這一戰略雖然製造了與世界其他地區（包括美國）之間的緊張，但卻對中國經濟非常有利。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不僅有8.5%的增長率，而且這期間中國人的消費機會的增長（7%）不僅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快的，而且快於任何其他國家。對這一戰略的批評往往是說它製造了國內的扭曲（比如過度投資👨🏼🦳、資本分配的無效率以及不發達的銀行系統），這些扭曲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代價。但是當你考慮到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非凡表現這個大局，這個戰略在總體上可能就是相當正面的👨🏫，遠不是Scissors所謂的缺點所能概括。面對在最短的時間裏實現了人類最劇烈的經濟轉型的中國👩🏿🦳，我們局外人應該格外小心，不要輕易地去告訴中國，你們做得很糟糕或者你們在政策上本來還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這個回答不會令Scissors滿意🚡🏋🏽♂️，但他確實做了一個很好的提醒𓀌，那就是任何對中國經濟的批評言論和邏輯都必須顧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特征性事實⚀。我將在後面再次涉及中國增長模式這一問題8️⃣，在此不再展開。好在，既然外部金融實力在構造的經濟主導指數中所占權重只有5%🔻，暫且放過這個問題也無傷大雅。看得出🐞，5%這個權重以及三個重要指標的權重分配依據是作者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項關於什麽因素決定何種貨幣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研究中使用的權重🧖🏻。有意思的是，根據IMF的權重來校準，GDP占0.6👇🏻，貿易占0.35🤾🏽♀️，而外部金融實力占0.05。而如果用儲備貨幣研究中使用的權重來校準，貿易占0.6🫥，GDP占0.35，外部金融實力的權重不變。更有意思的是，在作者計算出的經濟主導指數中💀🛢，無論使用哪種權重分配方案，中美的經濟主導指數彼此接近的時間都出現在2010年👌🏿，如果用後一種分配方案，那麽，在2010年®️，中國的經濟主導指數甚至會略高於美國🤞🍦。這是因為後一種權重分配方案加強了貿易的相對重要性🔗，而且不難想象🥧，相對於美國，中國在全球的貿易份額顯然要比GDP份額上升的速度更快。
在這裏我們自然會想到，使用這後一權重分配方案其實不也可以預測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時間嗎♞？的確🌮🤙，因為決定一種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最重要因素還是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占全球的份額，只是貿易在這裏比GDP相對更重要一些，權重更大。所以🕺，在Arvind作為附錄給出的計量回歸中🥓，用GDP🧑🏿🍳、貿易和外部金融實力占全球的份額可以在統計上解釋儲備貨幣需求的70%。
當然⚠，即使我們不做專項深入的研究也很容易推算，假如中國在2020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者，那麽，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時間就應該在2020年之前才對🦹🏽。但由於在位的儲備貨幣有較強的慣性，因此🏋🏽♀️，實際情況往往是，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發生在成為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之後而不是之前😮。那麽兩者的時差會有多大呢🤺？這個問題要由歷史來回答。
多數人通常的看法是🍟，美國在187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時間是在1930年代，相距至少六十年。不過，Arvind並不認同這個看法🚈👰🏼，因為美國的GDP盡管早在1870年超過英國，但是一直到1920年代，英國的出口依然大於美國，英國的外部金融實力依然強於美國，所以至少在1870年之後的幾十年裏，美國還沒有真正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者。這一角色的轉移實際發生在1920年前後🧕。而根據有關研究的考據，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儲備貨幣的時間發生在1920年代末，大約有十年的滯後。以這個歷史經驗的數字來簡單推斷，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時間應該在2020年前後🏒。這比多數中國研究者的估計要樂觀一些。根據潘英麗教授最近的研究和預測，如果不考慮在位貨幣的慣性優勢，到2025年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最高可達26%🧙🏽，接近目前的歐元水平🫄🏿。考慮在位貨幣的慣性優勢，這個份額將下降到最高10%，說明人民幣具有僅次於美元和歐元的儲備貨幣的潛能🐽。不過，潘教授預計，人民幣成為關鍵的儲備貨幣最多也就需要二十年，也就是2030年前後。
不難看出，主導指數的構造頗費一番周折。但即使這樣，很多人也難免會提出批評，認為指數的構造過於簡單ℹ️，甚至有偏於中國🏊🏼。回應這種潛在批評的最好辦法是，同樣的指數成分不僅能用於預測中美未來二十年的相對實力的變化，還能向後回放歷史🫓，計算出英美的經濟實力變化並與歷史經驗相吻合。出於這樣的策略，作者分別計算出了1870、1913🪳、1929以及1950年英國、美國以及德國和法國的相對經濟主導指數的變化，發現這個變化與歷史基本吻合。比如🫃🏿，無論使用哪種權重分配方案，在1870年，英國的經濟主導指數都高出德國和法國幾乎一倍🚵🏿♂️，而不見美國出現；到了1913年🛝，按照GDP權重0.6計算，美國崛起了，其主導指數開始高於英國和德國，法國不見了；但按照貿易權重0.6計算👩🏼🔬，美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英國和德國依然主導世界經濟。但是到了1929年，情況完全不同了，美國完全主導世界經濟，無論使用哪種權重分配方案👱🏿🍝，其主導指數都大大高於英國和德國🫸🏿。對於這一回放結果🤟🌻，Arvind很是滿足。說來這確實是有趣的，而且仔細想來，常識告訴我們本該如此🎩，因為沒有比GDP和貿易在全球的相對規模更能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強弱的了。
向後回放的成功是利用了世界上目前可得的世界經濟的數據庫的緣故，其中包括Angus Maddission先生創造性地復原的世界經濟的千年史數據。即使這套數據並不完美無瑕🫷🏿，但尚無挑戰對手。至於向前預判中美經濟的主導角色的轉換，那就需要預測出而不是復原出有關的數據來了。因此，《黯然失色》這本書約有一半的篇幅（涵蓋第四至七章）用來預測中美🐈🧑🏿🎓，主要是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的增長前景的。計算經濟主導指數所依賴的GDP和貿易流量的未來數據都要基於這些增長預測👂。所以，對我個人的經濟增長研究和閱讀興趣來說🔛，這部分的分析與討論更加重要和有價值，也更能顯示作者在經濟學方面的功力🧕🏼👩🏻🌾、視野和技巧🧑🏻⚖️。
眾所周知，經濟學不比物理學那麽精確🚣🏼♂️。但是在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範疇內🤽，經濟學家的思考方法與物理學家頗為相似🌋📔。比如，可用於預測增長的“收斂假說”（convergence hypothesis）以及用於預測貿易流量變化的“引力假說”（gravity hypothesis）就是經濟學家把經濟現象當作物理現象來觀察和思考的產物🚴🏿。根據“收斂假說”，人均收入低的國家，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越高💂🏽👼🏽；而越發達的國家📜，增長越困難，增長率越低。不僅如此👩❤️💋👨🫧，該假說推斷🧝♀️，落後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大小取決於它與發達國家（前沿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潛在增長率越高🦹🏽♀️。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發達國家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兩者的增長率就會出現收斂。而“引力假說”就更像物理學定律的翻版。根據物理學🤵🏼♂️，兩個物體間的引力大小跟物理的質量成正比💆🏻，與兩者的距離成反比。類似的，經濟學家也發現🫅🏻，兩個國家貿易規模的變化應該可以由它們的經濟規模（GDP）和它們的距離（可以代表貿易的成本）來解釋。雖然經濟社會遠比物理世界復雜，可也有非人為規律可循，以至於這兩個假說的解釋和預測能力尚不可低估🪼。
跟這兩年所有預測中美經濟規模何時接近的方法一樣♕，Arvind也利用了收斂假說的邏輯來推斷未來二十年（2010-2030）中國的GDP和貿易占全球的份額變化。為了這一目的🌊，除了獲得中國2010年的GDP數據之外，推算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GDP和貿易在未來二十年的平均增長率是個關鍵✤。在這裏，Arvind參照了世界銀行💝、IMF以及各種相關研究報告對全球經濟的預測數據🦟。當然所有這些預測增長率的數據都是在收斂假說下推算的。據此💁♂️，以各國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PP）為換算基準，Arvind推算出，在2010-203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預測值為2.5%，歐盟二十七國為2%，非洲為7.4%，拉美（不包括巴西）為5.4,%🕵🏻♀️，亞洲（不包括印尼）為6.7%🔮🐻，日本為1.5%，印度7.6%🧜🏽♂️，巴西3.7%🧑🧒🧒，俄羅斯1.6%🙋🏻♂️，而中國為5.9%🔲👞。扣除各國的人口增長率之後可得人均GDP的增長率🔈💋。考慮到未來二十年中國的人口增長率預測值為0.4%，這樣中國的人均GDP在未來二十年的預測增長率為5.5%💌。他對中國的這個推算數字比目前為止的大多數預測值都低。包括我在內的多數預測都推斷中國經濟未來十年可以有8%或者7.75%的增長速度，後十年也可保持6%-7%的增長率，這樣算起來的二十年平均的增長率顯然要顯著高於Arvind的5.9%的預測值。我們這樣推算是因為即使在202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的人均收入也還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還是中等收入（上限）的國家，應該還有容納經濟趕超的巨大空間。不過，可以理解🏓🤸🏽，對Arvind來講🙆♂️📠，做出這般過於保守的估計只會加強而不是削弱他對未來中國主導全球經濟的結論。
多數預測都得出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在2020年趕上美國，但Arvind給出的時間表卻是2010年。這個結論讓我好奇👮🏻♂️。這首先涉及用於推測未來的基期數據👨🏿🦲，即2010年中國的GDP到底有多大的問題👦🏽。IMF去年初公布過用購買力平價（PPP）方法換算中國GDP的結果。根據他們的測算，中國2010年的GDP實際上應該是11.2萬億美元，幾乎是按照官方匯率換算的兩倍🥘，而美國的GDP變化不大，約為15.2萬億。這樣的話，IMF在它們的假設條件下推算，2016年中國的GDP總量約為19萬億美元，美國為18.8萬億🎧。就是說中國在2016年就趕上美國了。IMF還測算出，到那個時候，中國GDP的總量占全球的比重是18%👩🏼。
我猜測IMF的這個預測是基於它2010年版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這本書的報告裏，IMF給出了全球及主要經濟體2010年GDP的估算值，這些估算值都是用2005年為基期的購買力平價方法（PPP）換算的，以保持國家間的可比性。那麽，2005年各國GDP的數據哪裏來的呢？它們來自世界銀行的測算。而世界銀行又是使用了聯合國的國際比較項目組（ICP）公布的2005年的調查數據。在這個數據庫裏👳🏽♂️，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換算，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別為4091和2126美元👮🏿，比之前的一些研究估計值要少30%-40%🧙🏿，而且這個數字被很多研究者認為肯定嚴重低估了。一個理由是，ICP采集的數據失真。有經濟學家指出💇🏽，如果2005年中國GDP的數據是對的💆🏻♂️，那麽用1952-2004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倒算就可以推算出1952年的中國人均GDP只有153美元（1985年價格），這要比公認的生存收入線250美元低將近100美元👩🏽，不太能讓人置信🧱。所以ICP的2005年中國GDP的數據有低估嫌疑🤞。ICP的數據被指責有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是關於中國的價格總水平采集樣本的有偏，據說這是因為他們只調查了十一個城市及周邊的價格🦸🏻，沒有考慮農村的價格，這樣就高估了2005年的價格總水平🚊。這些問題使中國2005年的GDP數字被嚴重低估🤌。基於這樣的一些批評和對ICP數據的可能的修正方向，於是，美國賓州大學的大型數據庫“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在48305730年初的7.0版中對中國2005年的GDP數據做了向上的修改，幅度達27%。
采用佩恩表重新校正的中國2005年的GDP數字也不可能讓中國2010年的GDP趕上美國🚣🏻♂️。而Arvind不僅采用了這個新修正的數據👰，而且他還進一步考慮了另外一個可能低估中國2005年GDP的因素👷♂️，那就是“實際匯率”👩🏻🚒。Arvind認為🙋🏻♀️，如果IMF的數據可信🗾，那就可以推論出在2005-2010年間人民幣的實際匯率（中國人的實際生活費用）上升了35%，這與一些關於中國實際匯率變化的其他研究不盡一致。他舉出的一些針對中國實際匯率的研究報告顯示，這五年間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上升大概不超過15%✭。這樣的話，中國2010年的GDP就需要再上調20%（因為IMF的實際匯率高估了20%）🚃🤑。所以，在Arvind的數據裏🤩，中國2010年的GDP按照購買力平價換算實際應該比IMF的數字高出47%，從10.1萬億美元變成14.8萬億美元，剛好超過美國2010年14.6萬億美元的GDP規模。所以，Arvind的結論是，中國2010年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了。
這樣一來✋🏽，即使根據較為保守的增長率5.5%的預測值🧙🏽♂️，中國GDP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也會從2010年的17%上升到2030年的24%，到2030年，中國的GDP大約是美國的兩倍。而且以增量值來算☦️👨🏼🚀，在2010-2030年間©️，世界GDP的增加值中，79%來自於新興市場經濟和發展中的經濟，也就是說，今天的窮國將為未來二十年世界GDP的增加貢獻大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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