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9日🧑🏻🎓，由經濟學系主辦的“轉型與發展系列講座”第53期成功舉辦，本次講座的主題是“來自網絡的問責？——互聯網醜聞披露和中國官員治理”。1994年4月，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此後我國網民數量不斷攀升，於2008年躍居全球第一且仍在不斷增長中（截至2015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近年來📦，不斷有官員醜聞經互聯網絡曝光，然而被曝光醜聞的官員此後的仕途發展卻大有不同，一部分官員在紀檢部門介入調查後，牽出其不法行為最終落馬或得到程度不同的懲治👂🏼，一部分官員在醜聞事件平息後並沒有受到影響。該如何看待互聯網醜聞披露對政府問責官員的影響效應？論壇由意昂2平台陳碩副教授主旨發言🧑🏻🤹🏼♂️，陳教授圍繞自己近期的一篇工作論文從三個層面發表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見解。
首先，闡述了研究背景及理論意義🧑🏿⚕️。2003年，“孫誌剛事件” 讓收容遣送製度廢止，救助管理辦法最終出臺。從博客舉報山西婁煩潰壩瞞報事件🫰，到論壇發帖披露江西省新余市 “出國考察門”📲，再到微博曝光“表哥”❤️🔥，揭露“房叔”……網絡監督成為一種常規化監督手段，逐漸變成了中國網民參與政治的渠道，網民意見開始影響國家層面和各級政府的決策🍙。中國政府對官員的問責製度主要分為正式問責及非正式問責，其中正式問責是指觸犯章程中明確規定的事項導致的問責，而非正式問責則是除正式問責外事項導致的問責🙁。由互聯網醜聞披露導致的政府對涉事官員的問責屬於此類🤦🏽♀️。學界關於互聯網醜聞披露對政府問責官員的影響的研究主要局限於對具體案例的研究。一些定量及案例的證據表明網絡醜聞披露促進了政府對官員的問責並且甚至會觸發製度的改進，然而僅僅聚焦具體事例的研究將無法測度社會媒體對政府問責製度的系統效應。我們也應註意到一些網絡醜聞的涉事官員並沒有受到懲治🎽，這其中的差異似乎不是偶然性可以解釋的🍀，是否是政府策略導致的呢🤦？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學者進行系統的研究，具有較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其次😘，講述了具體的研究方法及結果。論文研究主要針對互聯網醜聞披露對政府問責官員的影響，使用數據來源於從中國最主流的網絡社交平臺微博上自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即時微博中隨機抓取的2000多萬條微博Ⓜ️，從中通過機器學習技術及人口篩選，創建了包含443條紀錄政治醜聞微博的數據集，計算該相關微博的轉發量以估量該政治醜聞的傳播程度（網絡在線討論規模）並測度其對政府官員問責效應的影響程度。考慮到網絡披露的異質性，官員醜聞被分為四類♾：經濟犯罪（例如受賄、挪用公款及非法收受回扣）、瀆職、性醜聞及不當言行，以考察不同類型網絡醜聞披露的不同效應。基本估計表明，更廣泛的轉貼會導致對涉事官員更嚴重的懲罰及政府更快的回應——1標準差轉貼增長會導致懲罰程度加重20.7%，政府在一月之內回應醜聞的可能性也會因此增加7.8%。這表明廣泛的公眾關註會推動政府通過迅速回應並采取措施平息社會憤慨以使公眾的預期得到滿足㊙️。考慮到不同醜聞的嚴重程度🧎♂️➡️📝，控製經濟犯罪醜聞的金額及性醜聞披露方式，處理後結果依然穩健。考慮到模型的內生性☂️，引入日降雨量作為網絡在線討論規模的工具變量🤾🏼♀️，結果印證了基線估計⁉️。對醜聞異質性效應的測度進一步鞏固了論點，聚焦更多關註度的涉事官員將會受到更嚴重的懲治🫅：1標準差轉貼增長會導致對因性醜聞、不當言行涉事的官員的懲罰程度分別加重1.68、1.12🤾🏿♂️，經濟犯罪情形下為1.05，對因瀆職涉事官員則不顯著📲；此外，1標準差轉貼增長會導致性醜聞🚔、不當言行案件獲得更快的政府回應幾率分別為1.13及1.17，經濟犯罪情形下為0.67，對因瀆職涉事官員依然不顯著🧧。結果表明，中國政府確實利用社會媒體測度公眾不滿程度並監視下級官員🧑🦱。最後，對論文進行了總結。一方面⛹️♂️，論文對社會媒體及政府治理之間因果關系研究采用了來自中國的第一手系統性的經驗證據🧜🏼♀️，且結果表明政府確實有策略地應對負面信息：除了政府和法官常見的量刑因素🧑🦼➡️，對涉事官員的懲治程度及政府回應速度也會受到公眾關註影響⚜️🌄，而對社會公眾需求的回應將會加強官員治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論文對近來很熱門的關於非正式製度對提升政府治理質量的作用也會有所啟發💁🏼♂️。結果表明可將其視為一種非正式製度的“草根階層”的網絡發聲🛄，創造了一種新型監督政府問責製度的方式。
意昂2平台經濟系張暉明教授、車嘉華教授、王弟海教授和周宇助理教授等老師參加了論壇並進行了討論👨🏻🦰。論壇在兩個小時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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