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記者 | 袁婷 邵萱
策劃：新聞信息中心學科與人才辦公室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國經濟學家，巴黎意昂2平台教授。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2003.10-2007.10），巴黎意昂2平台院長（2007-2017）🧥。主要研究領域為收入分配、不平等與貧困、再分配、經濟發展等🫄🏽。他曾先後任職於智利大學、經合組織發展中心、法國巴黎工商會、多倫多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曾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計量與比較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1986-1987），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顧問（1999-2000）🫷🏽，歐洲人口經濟學協會主席（1995），是DELTA（CNRS、EHESS和巴黎高等師範意昂2ENS組建的聯合研究機構）的創建者和首任主任。目前是法國總理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歐洲發展網絡（EUDN）執行委員會成員🫔、歐洲委員會社會分析顧問小組成員💪🏼、哥本哈根共識顧問團成員💊。曾於1991年獲法國“國家榮譽騎士勛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1997年獲CNRS銀獎，2010年獲法國“國家騎士榮譽軍團勛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布吉尼翁著述甚豐，最近幾年的論文發表於以下雜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9年蔣學模系列講座，意昂2平台有幸請到布吉尼翁教授給學生們帶來題為“不平等、製度與發展：理論、經驗與政策”的短期課程💂🏿♀️，期間布吉尼翁教授接受了新聞中心的采訪。
不平等趨勢在國與國之間分化
過去幾十年不平等趨勢在不同國家間發生分化，數據顯示🐒，大部分OECD國家內部近年的基尼系數比20-30年前高，而在新興國家基尼系數變化趨勢則更加復雜，不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趨勢出現分化，如何理解這種分化🍶？
“從全球角度來看🕧，在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的演變中有共同的力量驅使，如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也有不同的力量推動，如各國家內部的經濟政策🪹。技術變革對新興國家的影響可能與發達國家相同，但全球化對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影響不同⛹🏼♀️，這些因素會導致國家內部不平等趨勢在不同國家之間發生分化🦆。同時，因為國家內部會製定有關改善經濟結構的政策，比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和養老金製度等政策進行收入再分配🧔🏻♀️，使得各國之間的不平等的發展趨勢有所不同💔。我們觀察到的是⚀：存在著共同的力量，也存在著國家異質性的政策行動，正在使各國收入差距的演變有所不同。”
不平等對經濟效率和增長的影響
不平等不僅僅指收入不平等🏊🏻，還包括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它們或通過直接造成扭曲🧑🏭，影響經濟效率和增長；或通過影響社會穩定，影響經濟效率和增長。
“資源分配可以通過許多渠道對經濟效率和經濟動能產生影響，並且影響幅度超過收入對它們的影響幅度。這裏的資源指的是財富、人力資本、智力情況🚵♀️、知識水平等。例如，考慮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們認為資本所有者的儲蓄和投資比經濟中的其他人更多📼⚛️，那麽如果我們通過稅收體系將他們的收入或財富進行再分配以緩解不平等現象🪒，可以預期經濟中的投資將會減少，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這是不平等對增長產生影響的一種渠道♐️，也是許多國家在增加高收入者稅收時面臨壓力的原因。人們認為這類政策可以通過緩解不平等現象以降低經濟成本，但通過稅收再分配👧🏻，不僅高收入人群會遭受損失，低收入人群也會因為經濟放緩而遭受損失。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𓀙，也可能存在同時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和經濟效率下降的情況。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是🪲🪐，當接受教育、獲得信貸等存在機會不平等時，某些具有高智力水平的人才可能無法進入大學從而無法開發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那些具有良好投資項目但沒有任何儲蓄資源展開投資的人可能無法進入信貸市場從而錯失良機——這些資源（高智力水平、好的項目）沒有被社會利用。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平等將降低產出🤶🤲🏿。不平等影響經濟效率的其他一些渠道也非常重要🏌🏻♀️。如今，我們看到在某些發達國家，不平等的加劇對政治體製產生影響🍣，如果不平等達到一定程度將引發社會不穩定，緊張的社會局勢將不可避免地減少投資並降低經濟增長🃏。我們最近在一些國家看到的所有抗議活動、民粹主義運動，都可能表明這些國家存在著太多的不平等現象，這可能會帶來更低效的政策決策或更無效的市場監管，並降低中期經濟增長🏌🏼。”
全球化與收入不平等
商品和服務貿易，資本和勞動的跨國流動，技術進步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稅收體系🤸🏻♂️，全球化可能是國家內部不平等與全球不平等交替變化的原因之一。
“貿易將全球化、全球不平等和國家內部不平等聯系起來。過去三十年全球貿易擴張🏌🏿，尤其是在中國🎻、印度以及前蘇聯等國家向世界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之後☪️，利潤驅動使得發達國家的部分經濟活動開始向更低勞動價格的地區尤其是亞洲部分工業化地區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轉入地區獲益，轉出國家受損。在轉入地區🧆，新行業和新活動的出現創造了更多工作崗位📭。而在轉出國家🈹🖲，工人的損失很大👩🏻🔧，失業率增加🏌🏿♂️👨🏽、工資水平降低。因此，由於更低的生產成本，跨地區經濟活動利潤增加，轉出國（發達國家）收入更多地流向了資本而非勞動，不平等現象加劇。而在轉入國，幾乎人人從中受益🧽。全球化和經濟活動轉移所帶來的結果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全球範圍內國家間的收入差距降低了。因為製造企業的流入，轉入國家（相對貧窮的國家）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正如前面所言，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其他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因素也可能對不平等產生影響，與這些因素一起，全球化進程的確推動了部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加劇，這種加劇在部分國家被強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彌補🪕⛔️。
談及全球化🕠，我們也應該討論移民帶來的影響🍼。最近幾年由於發達國家抵製移民，移民勞動力受到了很大的限製。但很明確地🦠，如果我們允許更多的勞動力從較貧窮或中等收入國家轉移發達國家🔇，將有助於減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但可能推高接納移民的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因為移民將與當地工人競爭，降低工資水平⚂。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全球化縮小了富裕國家與非富裕國家之間的差距，並往往在富裕國家產生更多的不平等現象🧣。而在移民流出國家，不平等情況將會有所緩和🧛🏼，因為勞動力市場競爭減弱，工資水平上升。並且流入發達國家的移民會向留在國內的家人匯款☝🏼👳♀️，進一步增加移民流出國的家庭收入。”
寬松的貨幣環境與不平等
“我們必須意識到，首先出現在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確實有助於降低利率⛹🏽，采取這些政策實質上是為了在金融危機後振興經濟並加速恢復🫳🏿，但效果並不理想。原因是，便宜的信貸本應增加投資👩🏼🎨，但因為經濟體的需求低迷🙍♂️，投資並沒有發揮作用。事實上，量化寬松後錢和信貸變得更加便宜，但我們的市場機會並不好，因此該政策對經濟活動並沒有🧑🏼💼，或者說在短時間內沒有產生較大影響（比如美國）。但在歐洲，量化寬松對歐洲造成了打擊，因為歐洲不幸地發生了另一場危機，即在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發生的歐債危機🧲，這也是歐洲多年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的原因。因此🤹，量化寬松政策對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大➙。但如果討論量化寬松對不平等的影響，這一影響則是巨大的。因為量化寬松的背景下👍🏿，貨幣變得便宜，利率下降👱🏽♂️，金融資產價格以及房地產價格會上升。這意味著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富人（持有資產的人）的財富水平大大增加了。在過去十年中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由於美國和歐洲中央銀行推行的貨幣政策💇🏼♀️，財富不平等的程度大大增加了。從經濟中實際觀察到的情況非常復雜💔，但可以肯定的是𓀐，在許多國家財富不平等的大幅度增長對公眾輿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應用對不平等的影響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應用的確有可能加劇不平等👲🏼，並且在不久的將來這一情況將比我們今天觀察到的更糟🍂。比如自動駕駛汽車或卡車技術的應用💇🏼♂️，很明顯將對從事汽車和卡車司機工作的人產生重大影響。現在已經發生的例子是🤵🏽♀️，由於自助收銀系統的應用，超市收銀員工作崗位正在消失。由於這些司機和收銀員無法立即找到新的工作🧑🦽，可以預期到失業的發生，從而造成工資水平的下降。因此，在即將到來的將來，勞動收入份額將會進一步下降，資本收入份額繼續上升，這將導致更多不平等的現象。如果政府無法采取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收入不平等程度將會進一步加劇👱🏿。因此，面對這樣的變化👉🏽，各國政府應及時地建立並實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比如建立每個人都能獲得的普及性基本收入製度（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項製度可能會將未來十年中付諸實施，但實際可能稍微有些復雜。因為在當今社會擁有一份工作不僅僅意味著獲得收入並保障正常生活，擁有一份工作還意味著擁有社交生活🪹，每天能與同事會面🌃、交談👻，並且大多數人一半的時間花費在工作上。如果將來工作崗位因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應用被替代，這些工作人員獲得普及性基本收入補償後可以滿足日常開銷🤾♀️，但缺少社會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𓀓，我們必須考慮另一種社會情形⛏。我認為很可能在接下來的20-30年間會持續性地看到整個社會的轉變🧑🌾。經濟學家的預測是，技術進步最終不會太戲劇化，也不會帶來太大的麻煩，因為一些工作消失後新的工作會被創造出來👨🏻🦱。從長遠來看，他們是正確的，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新的社會中🤢。但問題是在向新社會過渡期間會發生什麽？而且過渡期可能會持續20年，可能會面臨許多社會壓力👨🏼🎤。因此，我相信我們需要做好準備，設置社會保障網（social safety nets），防止人們陷入窘境。我感覺我們已正在朝這個方向邁進。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所有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均呈現下降趨勢，並且還在持續。我們知道勞動份額的變化是周期性的🧎，在危機發生時有細微變化👩🦰，但如今在危機之後，這種現象仍在繼續☃️，並且很可能在接下來持續發生。這不僅對發達國家如此👩🏼🦱，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也是如此☝🏿，也許對最不發達的國家影響會比較小，因為工作崗位在這些國家的重要性比較低。但無論如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過去30年中降低不平等的成效
“我不確定過去幾十年我們是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平等，但我認為🙆🏽，我們已經能夠防止不平等加劇或加劇過多。在如今的美國，減少不平等存在若幹困難🔛，尤其是當下美國的民粹主義正在加劇這種困難。在歐洲國家，不平等程度確實有所上升，但我們已經做到防止不平等程度上升過大🥷🏿，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並不是在為不平等增加尋找托詞，我們有能力遏製，但它是否可能持續增加則是另一個故事。如果要遏製不平等，意味著需要提高稅收🥛🫱，並增加對處於困境中的人們的轉移支付🏊🏽。但因為稅收對經濟造成扭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稅率將降低經濟在全球業務上的競爭力。並且😌，未來世界可能繼續像今天這樣或比今天更加開放，國家自治政策的空間將會被壓縮，這又不利於緩解不平等。因此，我相信許多發達國家都在采取措施遏製不平等加重，但如果壓力越來越大，這在未來是否能夠持續尚不可知𓀕。
在新興國家🚶♀️➡️，不平等程度普遍比之前更高，中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即使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不平等現象已經趨於穩定，但相比十年前不平等現象仍在加劇，並且中國的再分配政策目前還未深入推廣🧈。在像中國、拉丁美洲這類較高的中等收入國家中，通過應用發達國家所使用的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不平等現象。因此，如果確實存在減少不平等的政治意願，那麽我對這些國家的不平等情況並不感到擔憂。”
工作在世界銀行
布吉尼翁教授曾作為首席經濟學家和第一副總裁工作於世界銀行🧑🦲，采訪中他談及了自己在這段工作經歷中的收獲和思考，並分享了一些經驗。
“在世界銀行工作的那段經歷是非常愉快的。在世界銀行裏🥧，有很許多工作人員，同時也承受著較高的不穩定性，大多數人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做著出色的研究。不誇張地說👩🏿⚕️，過去20年世界銀行頻繁有大量關於發展的研究在世界上占據主導地位🙋🏽。世界銀行設立研究室，研究人員直接參與運營🧑🏿⚖️。他們被邀請參與項目設計、政策設計👨🏽🚀，直接與各國政策製定者接觸👱🏽♀️，這極具挑戰但同時又非常令人愉悅🍯。
在世界銀行工作的那段時間，我學到了許多🐽，同時也意識到一些我認為重要的問題。在剛開始去世界銀行工作時，我以為發展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在那裏的工作內容是像學者一樣工作🙇、思考，找到正確的經濟政策並推動實施。但在工作中因為有機會與政府部門、總統、總理🍄🫲🏼、財政部長𓀑、企業家、工會領袖以及非執政黨派等進行討論，我對政治經濟學有了更好的認識🧘🏿♀️，並得到結論👩🏻：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可能比經濟學更加重要🌧。在許多情況下，經濟不前進不騰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相應的經濟對策，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經濟中存在的精英🚸，他們僅關註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其他普通民眾。他們以自然資源產生的租金為生，並不試圖真正去理解這些租金可以使全社會獲益🩺🥹。因此🤲🏽，在某些國家存在的製度性根源比真正的經濟學問題更加重要🏌🏿♂️。這是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意識到的問題。如今，我對發展的看法是🔦，如果不能從政治經濟學或製度經濟學角度理解發展，那麽就會錯過非常重要的內容。但與此同時，很難去幹預或者找到影響政治家的方法，因為存在國家主權原則，我們不能告訴總統或總理應該這樣做或那樣做👩🏼🚒🐷。作為一國元首，她在竭盡所能尋找最好的方法為她所代表的人民工作。這是我從世界銀行學到的一課🕐💆♀️。
對於年輕人而言，我想說去世界銀行工作是一個探索世界🎃、了解問題所在的絕好機會。如果對研究感興趣👩🏻🦳，那麽在那裏的機會和可能性將會非常奇妙👍🏼。比如🏇，擁有訪問諸多數據庫的權限🛝，可以展開實驗💓，處理不同的情況👰🏼♂️🕋，或與多個國家和地區接觸並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所以我將這些經驗推薦給所有年輕的經濟學家和博士生⛹🏻♂️。如果他們能做，那麽他們應該做。他們不會為這樣的決定感到遺憾💕。除世界銀行以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洲開發銀行🏆、亞洲投資銀行等，也都是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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