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屍企業如何影響了企業創新——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實證王永欽,李蔚，戴芸，僵屍企業如何影響了企業創新👈🏿，《經濟研究》，2018年第11期。
作者：
王永欽🧑🏼🌾🦍，意昂2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
李蔚，意昂2
戴芸，中山大學嶺南意昂2
摘要:
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經濟工作重點⛹️。本文從僵屍企業的角度探討中國企業創新的結構性問題🏄🏼。基於中國專利申請數據和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生產數據🛴，我們發現👏🏼，僵屍企業顯著降低了正常企業(即非僵屍企業)的專利申請和全要素生產率👩🏽🏭。行業內僵屍企業占比每提高1％⛸，正常企業的專利申請總數降低1％🫳🏼，發明型專利申請總數降低0.5％🏌️♂️，全要素生產率降低2.41％🔆，具有統計顯著性和經濟顯著性。在影響機製方面🍀，實證結果發現，僵屍企業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在資源約束緊的非國有企業、高度依賴外部融資的行業以及高行業集中度的行業中更為顯著🧶7️⃣，說明僵屍企業通過加劇資源約束🤹🏿♀️、扭曲信貸配置和損害行業公平競爭等渠道影響正常企業的創新能力。文章說明，解決僵屍企業問題可以降低信貸扭曲，減少資源錯配↖️，從而促進我國以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僵屍企業 企業創新 信貸扭曲 行業競爭 高質量發展
引言:
在經濟新常態下🌒，創新成為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關鍵是要依靠科技創新轉換發展動力”⛽️。本文結合國企結構性去杠桿的改革背景🙎🏻♂️，研究“僵屍企業”如何通過信貸扭曲影響其他企業的創新力，為現階段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工作重點提供了經濟學研究的支持🛎。
2018年4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能源局🤷♀️🚣🏿♀️、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務院國資委聯合印發《關於做好2018年重點領域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通知》。《通知》強調，“2018年化解過剩產能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去產能，更加突出質量第一、效益優先𓀖🦹♂️，把處置‘僵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實證檢驗僵屍企業對正常企業（即非僵屍企業）的創新能力影響8️⃣🛼。實證結果發現☝🏻，僵屍企業顯著降低了正常企業的專利成果和全要素生產率。全行業僵屍企業占比每提高1%🤘🏼🌅，正常企業的專利申請總數降低1%，發明型專利申請總數降低0.5%，全要素生產率降低2.41%♋️，具有統計顯著性和經濟顯著性。僵屍企業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通過多個渠道對正常企業施加影響：相較於資源約束較小的國有企業，僵屍企業對資源約束較緊的非國有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更為顯著；相較於外部融資依賴度較低的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的行業中僵屍企業的擠出效應更為顯著；相較於行業集中度較低的行業，行業集中度較高的行業中僵屍企業的擠出效應更為顯著。總體而言，僵屍企業通過加劇資源約束🫠、扭曲信貸配給和損害行業公平競爭等渠道降低了正常企業的創新能力🏯。
本文通過以下幾個步驟來識別僵屍企業對於正常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1）在基準模型中，我們控製了包含企業🩸、行業和城市多個層面的多種控製變量👼🏼，來控製企業自身經營狀況、行業景氣程度和城市經濟狀況對於企業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考慮到主要解釋變量為行業層面的僵屍企業占比🥿📥，所有回歸模型都控製了行業固定效應，並將標準誤在行業和年份兩個層面進行雙向聚類，此外還通過年份固定效應來控製年份差異。基準模型的結果表明👷🏽，企業的專利申請總數和全要素生產率與行業內僵屍企業的占比顯著負相關👮🏻。（2）針對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等內生性問題🐦，我們參考譚語嫣等（2017）的辦法，將行業在樣本初期的國有企業占比乘以上年全國國企資產負債率作為行業僵屍企業占比的工具變量🤸♀️，用工具變量法驗證了基準模型的實證結果。（3）根據企業所有製🔟、行業的外部融資依賴度☎、以及行業集中度，我們將樣本進行了分組🙍🏻♀️🍌，檢驗僵屍企業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的異質性🧖🏽，發現行業僵屍企業對於正常企業創新力的擠出效應在非國有企業、高外部融資依賴度的行業、以及行業集中度高的行業中更為顯著🔤➕，說明僵屍企業通過加劇資源約束🎲、扭曲信貸配置和損害行業公平競爭等渠道降低了正常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全要素生產率施加影響。
本文的創新和研究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本文著眼於中國微觀企業的創新能力🤾🏼♂️，通過研究僵屍企業帶來的資源誤配的結構性問題，指出處置僵屍企業🅱️、提高信貸配置效率是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為我國建立“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戰略提供了改革的方向。第二，本文為僵屍企業如何影響正常企業的經營狀況提出了新的行業層面的視角🤳🏿。以往文獻大多從行政角度出發，關註省級層面僵屍企業占比對當地正常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不同◻️，例如，譚語嫣等（2017）發現企業所在省份的行業僵屍企業比例會擠出當地正常企業的投資🔦，李旭超等（2018）發現企業所在省份其他行業的僵屍企業占比會顯著提高當地正常企業的稅收負擔。相比之下，本文從行業層面出發🧘🏽，發現僵屍企業的負面效應不僅通過行政層面的信貸配置發生作用，還在整個經濟範圍內通過同行業的信貸擠出和競爭擠出，損害正常企業的專利申請和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說明通過處置僵屍企業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政策重要性，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現階段目標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學支持。
文獻綜述:
本文的研究主要與兩方面的文獻相關🦽，一是關於僵屍企業的文獻，二是關於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的文獻🌌。
（一）僵屍企業的有關研究
僵屍企業的有關文獻主要集中在僵屍企業的識別、成因和影響三個方面⚂。
在僵屍企業的識別上🤵🏼♀️，Caballero et al.（2008）首先提出了一個系統性的方法🧑🌾，在後來的文獻中這一方法被稱為“CHK標準”🤹🏿♀️。CHK標準認為僵屍企業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銀行信貸優惠的企業，銀行給予客戶的信貸優惠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利率優惠是較為廣泛被采用的形式之一。CHK標準就是通過比較企業對外披露的利息支出與按照市場上最優利率計算出的理論最小利息值，來判斷一個企業是不是僵屍企業🙅🏼♀️。Fukuda & Nakamura（2011）提出CHK標準可能在貨幣政策極為寬松的時期將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誤判為僵屍企業⬛️，因為此時銀行也會給優質客戶優惠的信貸🌉🧘🏼♂️，另外，CHK標準沒有對銀行不斷提供新貸款使企業可以借新還舊的行為（Evergreening）予以識別。據此，Fukuda & Nakamura（2011）提出了相應的修正標準🧗♀️。張棟等（2016）提出在CHK模型中引入扣除政府補助後的凈利潤，可以更好地反映政府直接幹預在中國僵屍企業問題中的影響。2015年國務院提出，僵屍企業的定義為“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並將治理僵屍企業作為重點工作𓀜。
在僵屍企業的成因方面😩，Peek & Rosengren（2005）針對日本僵屍企業的研究發現，銀行救助僵屍企業具有內外部雙重動機，內部動因在於銀行自身由於面臨不良貸款壓力存在通過續貸僵屍企業以滿足監管要求的需要👨🏿⚕️，而外部動因來自於政府要求銀行救助危機企業避免大量失業的壓力。Homar & Wijnbergen（2015）利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跨國的數據證實銀行為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存在向壞賬企業追加貸款的內部動因。而基於中國僵屍企業的研究發現，政企合謀、企業比較優勢和國有企業資金配置偏向性等政府幹預因素是中國僵屍企業的主要成因（聶輝華等，2016；申廣軍，2016；鐘寧樺等，2016），政府過度幹預經濟是僵屍企業的根源（何帆和朱鶴🦁👱🏽♂️，2016）。
在僵屍企業的影響方面🏖，Nishimura et al.（2005）用微觀數據研究日本企業競爭的優勝劣汰機製時👴🏻，發現僵屍企業造成了“劣勝優汰”的競爭扭曲。Caballero et al.（2008）發現僵屍企業具有擾亂市場競爭、造成行業擁擠的負面影響。Tan等（2016）發現政府投資使得更多的生產要素（包括投資🙍🏼♂️🤾🏻♂️、雇員）更多地流向僵屍企業，在犧牲正常企業生產效率的條件下提高了僵屍企業的產出🧛🏿♀️💁♂️。譚語嫣等（2017）基於中國省級層面僵屍企業的占比分布📻，發現僵屍企業對於正常企業的投資存在擠出效應，而且這種擠出效應在國家幹預程度更強的地區和外部融資依賴度更高的行業更為明顯。李旭超等（2017）從地方政府稅收壓力的角度出發，發現企業所在省的僵屍企業占比跟正常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稅率存在顯著正相關，說明僵屍企業具有稅收外部性。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中國僵屍企業的現有研究主要從地區政府的資源配置出發，以省級層面的政府投資（Tan et al.，2016）、省級層面的僵屍企業占比（譚語嫣等😭，2017；李旭超等，2018）為解釋變量，來研究僵屍企業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本文從行業競爭的角度研究僵屍企業對於企業創新的影響🖐🏼，說明僵屍企業在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方面的負外部性，不僅局限於同一行政區域👵🏽，而且會通過行業競爭的渠道產生超越行政區域的擠出效應，進一步深化了現有文獻中對於僵屍企業的負外部性的認識😜。此外👨💼，現有文獻對僵屍企業如何影響企業創新尚無深入研究⛽️，本文利用企業層面的創新數據🤹🏿🔋，深入分析了僵屍企業對於企業創新的各種負面影響及其影響機製🦏，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國家政策和企業創新的有關研究
關於國家政策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現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產業政策和政企關系的創新效果上。陸國慶等（2014）對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創新補貼進行了績效研究，發現創新補貼對於單個企業本身的產出績效作用並不大，但具有顯著的創新外溢效應。白俊紅和蔣伏心（2015）研究區域協同創新，發現政府的科技資助可以顯著提高區域創新績效。楊洋等（2015）發現政府補貼的創新績效具有異質性👰，相比國有企業👉🏻，政府補貼對民營企業的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大📿🏃♀️，而且要素市場扭曲程度低的城市🫸🏽，政府補貼對於企業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大🤱🏻。毛其淋和許家雲（2015）指出只有適度補貼才能激勵企業的產品創新𓀇🧱，高額補貼會使企業進行“尋補貼”投資反而抑製企業的產品創新🧝🏿♀️。唐未兵等（2014）著眼於中國的外資引進，用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創新能力的指標🍺🚵🏼，發現引進外資具有技術溢出和模仿效應💇♂️，有助於中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肖文和林高榜（2014）發現政府支持並不利於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而行業外資比重則更有利於市場化導向的技術創新效率提升。
另一些研究從政企關系討論政府對於企業創新的影響。袁建國等（2015）基於國有企業的專利申請數據🧑🏿💻💇🏽，發現政治關聯會通過降低市場競爭、助長過度投資等影響企業創新，導致企業技術創新乏力㊙️👩🏼🔬、資源分散，從而對企業創新並產生擠出效應，證實了企業政治關聯阻礙了企業創新活動👩❤️👨，降低了創新效率𓀒🫔。黨力等（2015）以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強力反腐敗為背景，采用雙重差分的方法，發現反腐敗由於增加了企業謀求政治關聯的相對成本🧖，顯著提高了企業的創新激勵👷♂️。
綜上所述，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是國家政策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途徑。生產要素的誤配會顯著降低企業的創新能力⏱。本文從這一視角出發🤾，利用中國僵屍企業現象導致的信貸扭曲，檢驗要素配置效率對於企業創新的影響。如果僵屍企業擠出了正常企業的創新🦈，說明資源在僵屍企業和非僵屍企業之間的錯配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深入理解這一問題對於我國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工作重點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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