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奚錫燦 （意昂2助理教授，經濟學博士）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人民的福利🩵，不僅取決於GDP總量，也取決於GDP在不同部門之間是如何分配的。
去年以來⛺️🏯，從產業界、學術界到政策界，一種說法越來越有市場：我國在前面十年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製造業占比下降太快，而服務業占比的上升太快。服務業生產率的提升普遍比製造部門慢，因此♊️，如果我們要防止GDP增速的下滑🔨，就需要穩住製造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如果沒有大量新的農民工進入製造部門（例如，因為農村老齡化和糧食安全等原因），這將意味著服務業的比重無法上升🧎🏻➡️，而資源將向製造業相對傾斜。這種看法合理嗎？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它的答案取決於，我們的政策目標是偏重於GDP數字，還是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製造與服務是“左腳的鞋”與“右腳的鞋”
首先要指出，服務業生產率的提升比工業部門慢，是一個相當可靠的事實🚧。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基本如此，我國也不例外。服務業作為一個整體👵，技術進步的規模效應相對較弱🧔🏽♀️，生產率的提升確實比製造業慢。以二戰後的美國為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比服務業快了六倍以上🧑🏻💻。因此，如果我們的政策目標是某個版本的GDP增長速度——它取決於不同部門產品的相對價格，那麽運用行政力量將資源從服務向製造業轉移，確實有可能提高GDP增速。
然而🥈，如果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而非GDP數字🚵，那麽恰恰相反，資源反而應該流向技術進步慢的服務業。道理很簡單👩🏿🎤，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產品🌪，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我們生產再多的鋼鐵、水泥🦵🏽👩🏭、塑料等製造品🧑🏻🔬，也沒有辦法取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所提供的醫療、教育、文化、金融等服務🧑🏼⚕️。技術進步慢的服務業產量是相對不足的🧡，因此只有大量投入生產資源，才能追趕技術進步快的製造業產量。打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製造業和服務業就好像是一個人兩只腳上的鞋。一個雙腳健全的人🤾🏿♂️，既需要左邊的鞋，又需要右邊的鞋🦹🏼♀️，兩者數量要一致才行🕎。如果他已經擁有了100只左邊的鞋（生產率快速提高的製造業），但只有一只右邊的鞋（生產率進步較慢的服務業）⛹🏽♂️，那麽，他是應該添置更多左邊的鞋，還是更多右邊的鞋？答案是很明白的：100只左邊的鞋配一只右邊的鞋，效果僅僅等同於一雙鞋👰🏻♂️，還不如2只左邊的鞋配2只右邊的鞋🧏🏽♂️。然而，只要選擇了“合適”的計算方法🤽🏽，100只左邊的鞋配1只右邊的鞋，雖然不實用，也可能會產生很高的GDP🧑🍳。這個例子告訴我們，GDP數字和人民的福利之間🧑🤝🧑，可以存在很大的距離⛹️♂️。人民的福利，不但取決於GDP總量，也取決於GDP在不同部門之間是如何分配的🤹🏽♂️⛺️。一個正常運作的經濟體，各大部門之間都是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共同組成了一個完整的“木桶”，以裝載人民的福利這些“水”。在這種情況下，資源恰恰應該流向技術進步慢的部門🏡。否則，這個部門就會變成“木桶”最短的那塊板💎🛋，成為人民幸福感提升的最大限製。實際上，在一個價格機製正常運作的經濟體裏🤽♂️，資源在不同部門的再流動🫙，會在價格機製的引導下自然發生🏄🏼♀️🧚🏻。如果製造部門出現了快速的技術進步，由於製造和服務是互補的關系㊙️，製造品的大量增加會引發人民對服務品的更多需求——左邊的鞋要配同樣數量右邊的鞋。由於服務品的技術進步慢，這就產生了供不應求，因此🛃，服務品的價格將快速上升，吸引更多生產資源進入服務業。因此🛸，我們得到了一個看似奇怪實則合理的結論♋️👨🏽🌾：假設我們能通過各種政策，促進製造業的生產率進一步提高🧑🏿🦱，這反而會吸引更多生產資源流向服務業。
我國並不存在所謂的“過早去工業化”
另一個相關聯的、事實層面的問題是🤵🏻：我國存在“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嗎？數據顯示🐻❄️，恰恰相反。正如圖1所示🧎♂️🚖，我國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無論以就業還是GDP占比衡量，都比圖中擬合線所代表的發達國家歷史同期水平（以人均實際GDP衡量）低了十幾個百分點。服務業發展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體現。
來源：鐘粵俊、陸銘、奚錫燦（2020，管理世界）🚣🏽♂️。根據ISIC劃分三大產業，其中服務業是指除農業和工業以外的其他行業🗡。人均GDP是按購買力平價的GDP比上總人口，統一換算成1990年的國際美元價格。
首先🤕，服務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顯著高於製造業部門🍟。因此🐋，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過低🧝♀️，是我國近十幾年勞動收入份額（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偏低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一般維持在60-70%之間，但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近年來一直在40%左右徘徊。勞動收入份額過低💳，將導致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使收入分配更不平等。其次，與農產品和製造品相比🦉，服務業的產品大部分不能儲存和貿易，只能在本地生產本地消費。因此，我國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占比過低，也與我們內需不振💁♂️、消費占比過低、對外貿依賴程度過高有緊密的聯系，阻礙內循環和雙循環戰略的實施🔦🌖。此外🏯，由於服務業相對更為清潔，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汙染排放比製造部門更低🎏2️⃣，因此，服務業占比嚴重偏低，也將導致我國整體的能源消耗和汙染排放偏高，成為我國實現“綠水青山”和“碳達峰”目標的攔路虎。最後，服務業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如果說工業部門可能出現重復投資、低水平重復競爭等與人民群眾福利脫鉤的現象，那麽服務業產出的增加一般會有效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當前人民群眾最為關心和擔憂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都屬於服務業範疇。而這幾個問題的根本症結，也在於相關行業所提供的產品，無論在質上還是量上👨🔧，都與人民群眾的迫切需求有很大差距📖💋。這些現象嚴重製約了人民群眾的福利和幸福感的提升⚈🎢。
服務業發展不足有製度和政策因素
我國服務業占宏觀經濟比重過低，是一個自然形成的現象嗎🤴🏻？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強行提高服務業的占比🦹♀️，可能會適得其反👩🦲，反而對人民的福利造成傷害。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國現階段服務業發展不足，背後有一系列的製度和政策因素。
首先是我國的戶籍和城市化政策。近十幾年來🟨，雖然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我國的戶籍和城市化政策，卻把人口引導到密度更低的農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邊緣地區💆🏽♂️。與農業和製造業相比，絕大部分服務行業的產品很難貿易🤷🏿，依賴於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近距離互動。這意味著相對於農業和製造業♠︎，人口密度在服務業中將發揮更大作用🧑🏼🚒。因此🧥，這些將人口引導到低密度地區的政策，會抑製服務業的發展，降低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根據我和鐘粵俊、陸銘的研究（2020，管理世界）🦐，這些政策使我國服務業在宏觀經濟的占比下降了3-5個百分點。其次是服務部門過多的監管和準入限製。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所收獲的最重要經驗，是減少不必要的管製和幹預，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能最大限度激活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生產積極性。“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但這個寶貴智慧，在教育、醫療🫵🏽、金融等重要服務行業，並未得到普遍應用。與製造業相比，我國許多關鍵服務行業，比如教育、醫療和金融等，存在更嚴重的準入限製和監管，限製了生產資源的流入。對文化產業和新興服務業🤵🏽，監管部門也施加了過多幹預和監管🙍🏿。這些幹預和監管經常以一刀切和運動式執法的形式出現🧑🦯，幹擾了相關企業的正常生產運營計劃🪕，挫傷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最後是地方政府對實物投資和製造業的政策偏好➜。長期以來，出於對本地區GDP和稅收的追求🤸♀️，地方政府在製定和實施區域經濟政策時🧏♀️，存在對實物投資和製造業的過度偏好。在投資的結構中，地方政府重視和鼓勵實物投資，但對教育🚣🏿、健康、文化等人力資本的公共投入則往往嚴重不足，而後面這些都屬於服務業的範疇。另一方面，相比較於服務業企業🤵🏿♂️，製造業企業規模較大而資本密度較高，更容易產生稅收🌓，也更容易推動地區GDP的短期增長，因此更容易成為地方政府追逐的對象。例如，作為地方引資政策的重要抓手，在城市建設用地的分配中🧔🏼♀️，地方政府往往通過改變相對供給，壓低了工業用地價格🙎，而抬高了商住用地價格，使得二者的差距在有些地區能達到數倍乃至十倍💼。這種變相補貼製造企業的政策👶🧝🏽♂️，使得經濟資源向製造部門過度傾向。在一個健康的經濟體裏，服務與製造相輔相成，不可偏廢。這帶來了一個違反直覺的結論：製造技術越發展，技術進步越快，生產資源（例如勞動力）反而會流向技術進步慢的服務業👨👩👧👧☯️。這個結論之所以難以理解，也許是因為它完美體現了《道德經》裏的哲理：“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從事實層面看，我國目前不存在“過早去工業化”問題⛴；恰恰相反，我國經濟結構的短板在於服務業🦧👨🏻🔬。而這塊短板之後所以短，是因為一系列扭曲了資源配置的製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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