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全球化暗潮湧動的當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貿易摩擦紛爭不斷，時而緊張升級🧎♂️➡️，牽動著全球民眾的神經👋🏼。本刊尤為關註中美摩擦背後深層次的邏輯和根本性的出路，希冀探求全球治理架構重構的要義和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意昂2袁誌剛教授。
逆全球化發生的根源與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邏輯
記者🩻：袁老師您好✬！在逆全球化暗潮湧動的當下，此輪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動態備多爭議⛹🏻♂️💯，中美貿易摩擦的可能結果備受關註。您是如何理解全球化在短期內接連發生的逆轉的？您又是如何看待此輪中美貿易摩擦的👨🏻🦼➡️？
袁誌剛：要了解逆全球化事件頻發的根源，還得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說起。這次危機表面上是金融危機，實質上是全球總供求的非平衡🩹，也就是說，現有收入分配基礎上形成的全球總需求吸收不了全球的總供給。而供求非平衡又源於深刻的全球分配問題✥，並且由於全球化進程中的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都只是在金融領域采用量化寬松的辦法進行治理，這樣反而導致了全球資產的泡沫🙇🏼♀️，進一步拉大資產收入和勞動收入的差距，引發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機👩🦽➡️🧔🏻♂️。
逆全球化力量抬頭的主要原因在於五個因素🧙🏼♀️：一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放慢🫰🏻，突發事件增多；二是宗教文化的沖突；三是移民的沖突；四是政治家的短視和不作為🤷🏻♀️，政客投機以增強黨派地位，全球主義👳🏿🩰、區域主義與反對力量交互博弈，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參與其中，政治派別利用這些思潮為各自黨派的狹隘利益服務；五是存在時間過長的製度會產生各類的既得利益階層💋，阻止社會進步。
具體到美國，美國國內收入非常不平衡，根據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估計👩🦳，美國1%的人拿走了20%的GDP，10%的人拿走了50%的GDP。根據目前趨勢🚀，隨著人工智能🏌🏽、互聯網平臺共享經濟發展🧑🔧，大量的工人會被機器所替代。而且美國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區域的分化，使得美國一些地區的人獲益，另一些地區的人利益受損。如果把美國的加州灣區、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西雅圖、休斯敦等幾塊重要腹地拿掉，那麽美國可能就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因此🪴，最終問題就在於美國國內缺少轉移支付，目前的政治體製無法將美國從全球化獲得的利益轉移到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地區🤞🏽。
記者：看來🏊🏽♂️，逆全球化頻發的根源正在於您所說的“分化”，包括階層的分化👩🏿💼、地區的分化乃至國家的分化🆑。
袁誌剛：因此，我覺得單純討論此輪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果本身意義不大🧚🏻♂️🧘🏼♀️，情緒化和簡單化是大忌。關鍵是我們要去分析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邏輯，這有助於我們理解何為中美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從而找出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可能方案。
記者👦🏼：您準備在怎樣的歷史格局和理論框架下👨🏼，來考察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邏輯？
袁誌剛🦹🏿♂️：我們還是要把中美貿易摩擦放在全球化發展的大框架下👩🏻🦯➡️。長期看，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可阻擋，加入全球化的世界各國獲得的整體利益一定大於其損失🧚🏽♂️。短期看，由於全球化使得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在不同的時期所獲的利益不同，有些甚至受損👩🏽🏭，全球化必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反復。因此，在某些時期逆全球化勢力暫時占上風也是正常的🛳。歷史是螺旋式前進的，但是其基本趨勢一定不會改變。
人類歷史上一共經歷了三次大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6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線和殖民掠奪建立起了龐大的殖民帝國。隨後在荷蘭、英國和法國等國相繼發生了工業革命，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第二次是完成了工業化革命後的歐洲發達國家，將資本、技術🆒、製度和勞動力向北美進行大規模轉移🌓🦹🏽♀️，大西洋兩岸的生產要素（資本🦽、勞動🧖♀️、技術和土地）得以優化配置🪚🩹，並最終造就了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而這一次的全球化不同於以往的全球化🫃🏽，主要是以跨國公司為核心載體，以資本和技術流動為主要特征🫶🏻。
而跨國公司有兩大顯著貢獻3️⃣：一是跨國公司進行全球投資和生產布局，進行全球資產的優化配置👨🦳，在跨國公司資本逐利的過程中，能夠帶動全球其他要素，諸如土地🖖🏽、勞動等邊際報酬的上升🤏🏿🧜🏿♀️。二是跨國公司鍛造了全球的產業鏈和全球的價值鏈。但是，以跨國公司資本逐利為主要動力的全球化，由於缺少全球治理結構建設的跟進，使得跨國公司活動產生一系列的市場失靈效果🫴🏿，比如發達經濟體因產業轉移而導致的失業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破壞✊、跨國公司逃稅等問題。在此情境下，全球化的好處被跨國公司獲取，負面效果卻留給民族國家，導致一些國家國內矛盾爆發。對於跨國公司的這些外部性，亟待國家之間進行合作👨🏿🔬，推進國際機構的成立，來進行有效的全球治理。二戰之後全球治理比較成功的就是關貿總協定（也即後來的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它們使得全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討論和解決🧑🏻🦱。當然👲🏿，總的來說，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化還是極大地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增長。
記者🧎🏻➡️🕋：可見，在這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中，正是“生猛”的全球化動力與“羸弱”的全球治理結構之間的撕裂🥱，加劇了各國的利益分殊和全球貿易不平衡🌨。
袁誌剛🪛：在此背景下🥔，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逐漸發生分化🦬：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它的比較優勢集中到了金融和科技方面，由此帶來了美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它的人口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得到了發揮♒️🥑，經濟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貿易逆差和順差也不斷積累。在此意義上講💷，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背後也有其必然的邏輯🔤。比如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美國在創新和科技產業方面壟斷地位的不斷加強，不同國家儲蓄率出現高低不均衡等宏觀結構性問題，跨國公司根據各國比較優勢打造全球產業鏈等👩🏼⚕️。
仍以美國為例🧗🏻♂️。在金融方面，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需要不斷地印鈔以滿足全球貿易對美元的需求。世界上有美元的大循環，大宗商品國家包括中國都用美元進行交易。而且，當今世界安全資產短缺。目前中國經濟體量還不夠強大，歐元區經常出現問題，人民幣和歐元在短期內不可能替代美元。當世界經濟出現不穩定或者局部地區比較混亂的時候🧑🧒，美元由於相對安全受到青睞😚🧑🏻🦽➡️，成為全球的稀缺資產🐱🤾🏿♂️。美國不斷向全世界提供美元👨⚕️，其必然的結果是美國對全世界貿易逆差。與此同時⛈，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很低，也必然帶來貿易逆差🚴🏽⚔️。這些都是由美國經濟的宏觀結構性問題所決定的。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因為它實際上充當了全球銀行的角色🏊🏼♀️，以低利率吸收全球的金融資源為實體經濟服務，將金融資源配置到全球最重要的跨國公司🚴🏿♂️、高科技企業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新興企業📉，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好處。美國的最大利益就在於金融利益，即“華爾街利益”。而物極必反✍🏻，美國後來的問題也出在其最引以為傲的金融市場。正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如日中天🪢，金融資源太過豐富⛪️，於是美國不只滿足於實體服務，開始去做衍生品、次貸等虛擬經濟👩🏼✈️，更逐漸將金融市場的重心從實體服務轉向了虛擬經濟🏋🏼♂️，金融變成越來越大的騙局並由此引發危機。所以說，美國的問題主要是自己重心偏失的結果🧗🏻♂️。
不僅如此，中美貿易逆差，也是由當前中美的產業結構和要素稟賦決定的，並不是任何人為的政策所能改變的。全球產業鏈和全球分工導致今天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這同時代表了亞洲與美國在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上的差異👾，是要素的價格差異導致的。因為中國進口很多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中間產品，中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是貿易逆差的；而且，隨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地位的提高🧑🏼🏭，原先那些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和地區，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它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率近幾年都下降了⇒。
換言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本質上是整個亞洲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是全球性配置生產要素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克魯格曼說，科技創新產品往往在發達國家被引入市場🧘🏿♂️，是壟斷產品，獲取壟斷利潤。在北方發達國家是壟斷的產品，一旦產業轉移到南方發展中國家👩🏻🏭，就會變成競爭性產品🧏🏽，因為發展中國家比較擅長模仿學習。在科技方面，美國無疑是壟斷的。眾所周知，壟斷高利🏋🏼♂️，競爭低利。中國做的其實只是讓7.5億勞動力湧入到全球產業鏈中，獲得一份比較低的勞動收益🫗🆗，利潤的絕大部分還是被美國獲得。
中美貿易摩擦的焦點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警鐘
記者：正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所說，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從未停止🙅♀️。大約10年前👨🏻🔬，美國抱怨的內容是中國經常賬戶的盈余🧜🏼♂️、被低估的人民幣幣值和巨額的外匯儲備。現在抱怨的內容已經轉向了雙邊失衡、強迫技術轉讓🤾♀️、產能過剩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您如何判斷中美貿易摩擦中的關鍵性問題🧖🏼？
袁誌剛：當中國走向復興之路🐵，美國抱怨的內容隨之變化⛹🏽，無論是301調查，中興事件的和解🗞👩🏿🔬，還是新的中美貿易摩擦的醞釀🚕，抱怨一直都在，這一點必須明確🖖。
接下來🏊🏻，我們要搞清楚特朗普的想法。他的戰略理念就是美國利益為先，他的所有工具都是圍繞他的理念實施。利益優先目標服務於美國經濟增長，任何事物只要阻礙了美國經濟增長，等於違背了他的利益優先理念。301調查其實意味著美國希望靠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優勢，也即靠高科技👨🏼⚕️、精英、金融霸權壟斷🤵🏼，靠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鑄幣稅，繼續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取美國利益。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美貿易談判是一場十分艱巨的談判。原因有四🌀：一是在特朗普目前的團隊中🤪，鷹派占多數，被稱為美國貿易沙皇的萊特希澤在美國商會會議上就強調，中國當前的產業政策支柱“中國製造2025”規劃對美國經濟的未來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中美之間正在打一場生死攸關的經濟戰。二是盡管最近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中美相互的關稅威脅上，但根本的戰鬥還是在技術領域🧑🏼🚀，以及特朗普政府所謂的“中國企業數十年來盜竊知識產權的行為”。三是盡管去年美國對華商品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1304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12.8%，幾乎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七倍；但對特朗普來說，主要問題是2017年美國對華仍然存在375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這也是特朗普衡量成功與否的標的。四是美國代表團內部立場多樣𓀍。其中，姆努欽、羅斯🦋、庫德洛主張安撫緊張的美國金融市場；而萊特希澤和納瓦羅則致力於推動美國與中國進行更為長期🚵🏼♀️、猛烈的鬥爭🫰🏼，也不太可能迅速達成協議。
記者：在中美貿易摩擦緊張的背景下，您認為中美雙方利益的主要損失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會如何變化？
袁誌剛⚇✊🏻：從目前來講，對中美雙方而言肯定都是不利的。以美國國家利益為先的特朗普並不希望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從中國的最新數據看🧑🏿⚕️，中國PMI新出口訂單已經從3月份的51.3%下降到4月份的50.7%。其實美國的痛感並不比中國輕🦴，盡管中國比美國出口絕對值受損稍微高一些，但是考慮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兩倍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因此出口相對降幅上美國遠大於中國🧚🏻♂️👘。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將雙方公布的擬征關稅名單和2017年進口產品進行匹配可以發現🙀🧑🏻🦳，盡管雙方名單所涵蓋的進口總值相差無幾，美國名單上實際涵蓋的產品2017年自中國進口總值大約463億美元🫠，中國的擬征關稅名單上2017年自美國進口產品的總值大約474億美元🖕🏽。但中國名單上覆蓋的產品遠少於美國名單上的產品，所以美國的名單雖然打擊面廣🪒，卻不及中國名單打擊的力度集中。趙洪巖、盛柳剛於今年5月2日在FT中文網所發表的《中美貿易戰如何量化分析》一文中測算，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約111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減少約91億美元。考慮到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高達4130億美元🧝🏼♀️，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只有1304億美元，中美貿易摩擦將導致中國對美出口下降約為3%⚓️，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將下降7%。從兩國雙邊出口下降幅度來看🤽♂️，貿易戰對中國出口美國的企業來說是一陣冷風👨🏼⚕️，但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中間產品的企業來說則是一場暴雪。因為，對中國出口企業的打擊🍙，也是對這些企業背後一系列全球產業鏈企業的打擊，而這些居全球價值鏈高端的企業👉，恰恰就是盈利能力極強的美國企業。
從行業角度來看🕋，中國受損最大的三個行業將是機械🤷🏻、電機設備和光學照相醫療精密儀器。值得重視的是，美國301調查並沒有針對中國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如紡織和家具，而是中國相對高端的製造業💪🏽，也即“中國製造2025”計劃強調的未來需要發展和加強的高端行業。這表明美國真正的目的還在於遏製中國創新的崛起，即十年之後的中國。但由於中國對美國總體出口量大🌾🤩，這三個行業對美國出口相對於2017年的水平降幅將不高於5%。而美國受損最大的將是以大豆為代表的植物果實和飼料🕉🙆♀️、車輛及其零件、塑料製品、鋁製品和谷物五個行業，跟中國受損的主要是工業中間品不同，美國受損的主要是農業和汽車行業。如果特朗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戰真的打響，美國的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幾乎會完全失去中國市場。而美國農場主盡管可以選擇出口到其他國家，但中國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農產品市場之一，大幅度的出口下降對美國農場主而言，無疑將是災難性的。
從區域分布來看🤵🏿♂️，中國可能受損嚴重的省份都在東部沿海區域，也即出口依賴度較高的省份。而美國可能受損嚴重的前六個州是路易斯安娜州、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喬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其中🍅，路易斯安娜州🚮、喬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都選擇了特朗普🫐，如果特朗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戰真的打響，無疑也將傷害到其選民👨🏻🍳。
記者：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迄今整整十年，您認為對處於緩慢復蘇的全球經濟而言，如果中美貿易戰真的打響，極端的情況將會怎樣🧨？
袁誌剛：美國近年經濟復蘇比較明顯👗，但是這種復蘇是非常脆弱的🛹，或者說只是10年巨量貨幣量化寬松堆砌起來的結果。一有風吹草動，美國乃至全球的“資本市場”首先會受到重創🙍🏻🧑🏼⚖️。資產價格大規模縮水是很可怕的，至少從金融角度而言👨🏻🦼，一旦中美貿易戰打響✡︎，隨之而來的將是全球產業鏈的中斷和碎片化，不排除再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記者❕🙍🏼♀️：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國加大了金融對外開放。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初日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也曾大力推進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對外開放，您認為在這樣的過程中需要特別註意和警惕的是什麽？
袁誌剛：利率自由化是所有市場化的標配🏭，有助於資源配置更有效率；但在中國又比較復雜☂️，有兩大因素必須消除👨🏽🚒ℹ️：一是所有對利率不敏感的經濟主體必須進一步改革。第一類是地方融資平臺，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較短，它們天然對利率不敏感，利率市場化更無從談起。第二類是國有企業👌，從本質上講，國企是躺在國家擔保的懷抱中的，僵屍企業繼續借錢的怪象不少，需要國有企業繼續推進改革⛹🏿。第三類是房地產，如果房地產一直有泡沫且難於控製，容易加速資金向泡沫行業的轉向👷🏿♀️𓀂，加劇原來資源配置的問題🦷。利率市場化即便實行🛍，也會大打折扣。二是在中國老百姓的意識裏，政府對金融的問題最後會剛性兌付。而利率市場化的關鍵是風險溢價，是經濟主體對所有風險的承受能力提高。
記者：說到這裏，似乎需要重新審視金融的功能與核心競爭力，特別是中國新時代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您的主要觀點如何？
袁誌剛👆🏿：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全球，都沒有辦法消耗不斷增長的總供給。2008年後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都是靠大量的量化寬松維持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金融或者金融放水有它存在的必然性🦔。美國克林頓時期科技泡沫破滅後格林斯潘的操作🎤，就是不斷降息以刺激房地產泡沫，通過房地產泡沫來維持美國的需求🦸🏿，進而導致金融衍生品過度發展，這也是金融放水的必然結果。當然，用凱恩斯宏觀調控的理論來說，當貨幣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時候🕢，適當的量化寬松並不為過，政府短期的操作實際上也很有成效，但是根本性、深層次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Niall Ferguson在2007年時就提出Chimerica的概念，譯成中文是“中美利堅”。他認為在整個金融大循環中，美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然後中國人生產，形成貿易順差👍🏽，再轉換為外匯儲備流到美國，讓美國人消費甚至是造房子。2008年以後中國最主要的問題是，出口不能作為主要的動力來維持🕊🥷🏼，金融大循環終止了📙，必須拉動中國自己的內需，以支撐消失掉的出口拉動的部分👰🏼。當中國開始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製造業投資就下滑了👃🏿，而且後者中不少都是靠債務融資🥢，同時也發展了影子銀行。特別要提到的是房地產泡沫👍🏽🤦🏿♀️，中共十八大以後房地產發展實際上變成了“一城一策”，基本上北上廣封住了👨🏽🏭，但是新一線🚴、二線包括三四線城市漲幅驚人👨👩👦👦。最近的“搶人大戰”打的都是房地產這張牌。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互聯網+、工業4.0版等新興經濟體融資固然好🦹🏼，但也不乏泡沫。中國自己實際上已經開始金融虛擬化了🎳。
而新時代中國經濟的新特征是消費升級🌲，中國大量的負債中透支的信用消費明顯上升👋🏼，80後🐨🤙🏽、90後的消費體量很大😮，消費觀已然改變，中國的儲蓄率開始下降。在此背景下🐭，我覺得需要強調新“中美利堅”，即以中美共贏實現新的均衡。與此同時，金融的核心競爭力也應當提上議程🥺，包括金融背後非常深厚的政治🏋🏽♀️、文化🤚🏻、法律體系的培育。
記者🌺：回到這次中興事件中突出的芯片短板問題⬛️，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科技屏障？
袁誌剛💔：我想先講個小故事。十年前🧒🏼，秦紹德教授帶領意昂2官网代表團出訪芝加哥🍦，與美國經濟學家加裏·貝克有過一次對談✣。貝克說，中國要出問題🔐，因為人口老齡化非常厲害👨🍳，應該向印度學習放開計生限製。秦教授回應💈：這樣的話，我們糧食和土地資源會出問題🧨。貝克又說✦：那我們美國人幫你們種糧食，美國現在才用了2%的勞動力，3億人已經夠吃還要出口。如果美國再釋放2%的勞動力，足以解決中國再多生3億人的吃飯問題🔛。秦教授又回應🙆🏿♂️：糧食是戰略物資💂🏻♀️，如果美國有朝一日卡我們怎麽辦？貝克再回應：卡你們是短期的，只要貿易對雙邊有利，這種阻礙一定持久不了❎。這是智者之間的對談😄👃🏼。
依照這樣的戰略眼光，中興事件其實無需焦慮👋🏼，一則如果繼續打擊中興🧖🏽♂️，美國的高通和英特爾也會承受不了🔕；再則🌎，即便一個中興消失了🧍♂️，還會有新的“中興”成長起來。中興事件特別提醒我們不能去搞一場科技大躍進，解決之道還在於中國經濟發展生態的優化，包括基礎研究和教育的長期投入。當然，我們也必須進一步強調知識產權的保護🙅🏼♂️，這也是生態優化的重要內容，否則，我們隨時還可能被別人卡住脖頸。回想中國加入WTO時的談判，幫助中國建立了一套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如果當時沒有這一超前的單獨立法，中國的科研不可能達到今天的水平。這也說明中美通過貿易談判，能夠促進中國的立法，使我們向開放的方向繼續前行。
全球治理架構的重構與中國經濟突圍的路徑
記者：基於中美摩擦背後的全球經濟深層次的變革🧳👩🏽🎨，您覺得二戰以後確立的全球治理架構是否應該重構🧑🏿🦳？
袁誌剛：首先🕋，我們要回顧兩個陷阱。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另一個是新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前者是守成大國與新崛起的大國之間的必然紛爭所導致的陷阱，類似現在美國處處防著中國的狀態🕵🏽♂️，弄不好就是一場戰爭🗑，當然歷史上這種狀態也不止針對中國一個國家。後者則是指新崛起的大國不願也無力承擔大國責任和全球公共產品所導致的陷阱，一戰前後🍳💂🏼♀️，美國國力已經非常強大，但是美國的“孤立主義”使其一直不願意介入歐洲事務和全球事務🛅，全球治理就缺少新的平衡力量。就國際貨幣體系而言👦🏼，當時以英鎊為國際貨幣的金本位體系已無力於全球經濟的擴張，通貨緊縮問題困擾全球🛕，因此呼喚美元的崛起和美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但由於美國的不作為、全球治理的缺位，戰爭和經濟危機接踵而至。當前的全球經濟🧡，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利益多元化👋🏿，需要更多的平衡力量加入全球治理是不爭的事實。就目前的體量和能力而言，中國不可能馬上替代美國。在此意義上，中美乃至全世界政治家、國際機構領導人等🦶🏼，一定要坐下來好好溝通以共同渡過難關，否則無論是金融還是貨幣之戰🙍🏽♂️，對世界都將是空前的災難🏈👜。
以金融為例👴🏻，由於金融在為實體服務的過程中，天生的賭博的成分和配置的成分相互交織👩🏫，必然導致每一個領域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即往虛擬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在全球資本流動和生產要素流動加速的背景下。而克服這種天然的弊端的關鍵就在於更多以有效的國際金融機構為主體的全球治理架構的形成🐽，共同商討國際貨幣體系、金融監管、資本流動、金融合作等國際事宜，這種全球治理架構的重構的需求也從未如此迫切。
記者：當下🀄️，全球化的副產品在美國的突出表現是，以就業的極化為代表的兩極化的經濟格局和以民粹的極化為代表的政治的兩極化🟰。對於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中國來說🫄🎭，應該如何恰當地參與全球治理？
袁誌剛：民主政治最好的基礎是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存在🚡，而且年齡結構要好，人口比較年輕😻，可以支撐可持續的社會福利體系。二戰以後，歐洲和美國民主政治玩到極致，也正因為符合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訴求，進而堅持長遠的國家戰略🐵🤷🏻♀️；戰後的“嬰兒潮”保證了一段時期的合理人口結構以支持福利體系的建設和改善👩🚀。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但是一旦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發生分化，窮人越窮👨🏽🍳，富人越富，人口老齡化又使福利體系難以維系，這時候就難以形成社會共識了，最終必將導致政治分化💎。這也是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遇到的最為棘手的問題，因為我們所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分化的美國看來，並不意味著美國的長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更何況中國也有自己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現在參與全球治理最好的辦法🧑🏼🔬，其實是把那些落後的國家帶入到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相互交融👆🏼，各個國家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而構建高質量發展中統一化的標準包括勞工標準等🐝。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帶動其他國家的製造業和貿易的同時💇🏽♀️，也是在完成自身的產業轉移。關鍵是我們“共贏而非替代”的發展理念，如何取得各國尤其是美國的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前段時間在博鰲論壇上的講話非常好，中國需要向世界反復強調中國開放而不是排他的主旋律。事實上，如果特朗普真像大家所了解是一位商人政治家的話💸，斷然不願意打貿易戰🖐🏼。全球化至今，是市場和微觀經濟主體在主導世界的走勢。而中國眼下需要做的就是擴大市場開放，降低關稅，實現當年加入WTO時的承諾。中國要想在國際上擁有發言權，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真正的優勢和機會，通過進一步的開放來倒逼國有企業的改革、金融的改革、服務業的繼續開放、知識產權的保護等🏄🏿♂️。
記者：從中華民族復興的意義上而言🧘🏽，您認為中國經濟突圍的關鍵路徑有哪些？
袁誌剛：一方面，在戰略上我們必須堅持科技創新🦸🏼，通過科技創新完成經濟轉型，避免過多的貿易逆差。但前提一定是營造良好的經濟生態，因為其中有內生的矛盾：一邊是像芯片一樣周期長、見效慢的高科技產業，另一邊是投機性強🚶➡️、利潤高的房地產類的行業🤵🏼♂️。而凡是逐利的資本都會湧入後者；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有激勵去鼓勵房地產行業的興盛，房地產行業的投資也的確會帶動許多相關行業的發展，投資周期較長的高科技產業對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也是不利的。從本質上來說🧎🏻，問題症結還在於既有的製度設計，使得無論是市場資源還是地方政府手中的資源出於短視的考慮，都不會自覺對高科技產業進行大額投資。通常而言🙍🏼，製度的差異決定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和出口優勢，而產品質量背後正是製度的差異，像高科技產業就特別需要好的金融風險投資製度。必須強調的是🦯，科技的發展固然需要國家的大量投入，但如果只是依賴國家的支撐，即便在芯片上投入再多錢🦹🏼♀️，難以長久也難以見效🔭，還是要借助市場的推廣來獲得廣泛的資源。與之相關，我們在改革中大力發展為科技創新服務的金融，要求信息的高度對稱和透明化，特別要警惕金融風險的集聚。金融穩定的最大風險在於高杠桿率，其中僵屍企業的存在、穩增長的基本思維下對不良資產處置的決心和力度不足💢🏹、結構的扭曲等👨🏿🚀，容易造成經濟增長日益被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所綁架。這些因素會使得整個經濟體資金的供給十分充裕📅，泡沫成分加大🔏，而實體經濟部分回報率低於金融市場，使得金融市場內資金空轉，所有資產的收益率越來越依靠貨幣的進一步發行和外部資金的流入，從而逐步將經濟體推向明斯基時刻。因此，一攬子的製度性的改革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國家應該大力投資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中華民族的復興是百年乃至千年大計。知識生產本身也是一個生態系統➜，包括這個生態系統跟市場之間的結合🛬，尤其是基礎研究。目前，美國整體上處於比較領先的位置。也許我們可以急功近利地在某個小的領域取得成功，但如果生態系統本身不健全👨🏿🍼，是沒有後發之力的。我們應該反思今天的大學製度為何培養不出一批傑出的人才。知識是公共產品和私有產品之間的混合物💢。當知識作為純公共產品，政府應當在基礎研究上投入更多。同樣必須強調的是，其一，投入更多不等於幹預更多；其二，政府不能只依賴行政的手段來提高科研人員的收入待遇🕸🤞🏽，而應當註重通過專利補貼等市場手段，通過市場的供需變化形成最合理的收入待遇👮🏻♀️。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不管是實物資源還是人才資源🧑🏻。
記者↕️：中國目前在人工智能領域具有明顯的大數據優勢🤰🏼🧽，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彎道超車的可能？與此同時💁🏼♂️，您覺得我們應該高度關註哪些數據之外的關鍵詞🐡🙇🏿♂️？
袁誌剛：中國科技的彎道超車說起來要歸功於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輸送了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在美國、歐洲幾乎所有最尖端的實驗室⇨，都有中國留學生的身影🔺。這批人才的回歸是民族的萬幸。歷史上，美國超越英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二戰對猶太人的迫害使得一大批德國教授流動到美國，而美國的大學學的正是德國的大學製度🏌🏽♂️。一個民族的復興，一定要有符合生態、符合規律的科學研究，這是鄧小平當年的高瞻遠矚💡。確切地說，這不是彎道超車，而是艱苦的努力和精細的布局的結果。
中國最大的優勢在於13億人的市場優勢和13億人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一些領域的技術轉換和創新上目前所實現的引領，主要取決於市場導向🆕，是按客觀規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結果，而彎道超車的前提是必須具備強大的基礎科學。更何況彎道超車的說法本身亦是功利性的💔。共享平臺必將在根本形態上影響未來全人類的發展🙂↕️，而共享平臺的前提是服務業開放中數據的自由流動。
記者：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您覺得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突破點何在？
袁誌剛：40年前的改革開放，“實踐是自下而上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三句話完全是邏輯自洽的。而40年後的今天💇♂️，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最大的攔路虎莫過於數量可觀的既得利益群體阻滯了社會階層的流動👨🏽🔧。當商二代🙋🏻♀️🚴🏻♀️、星二代、官二代等二代現象普遍化，中國社會將走向僵化，這是中國未來發展乃至超越的巨大風險，需要自下而上的集體行動與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的聯動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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