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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張暉明🎏: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三個認識誤區

  發布日期:2016-04-27  瀏覽次數:

摘 要

望文生義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與“供應學派”相勾連是一種十足的簡單比賦、教條主義,屬於單邊或線性思維方式。說到底🤛🏻,經濟運行客觀上就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兩端👼🏽,針對供給側存在問題的調控措施不能都說成是“供應學派”的政策主張👨‍✈️。中國經濟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措施是深刻檢討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後提出來的🧼。

【編者按】對於當下中國經濟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個熱詞⛹🏼‍♂️。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節點⚂。在意昂2官网張暉明教授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政府對於宏觀經濟運行調控方式的探索創新🙏,而要做到精準發力,前提是要避免走入認識誤區。只有理解對了,才能發現並駕馭好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邏輯🌨👮🏼。以下是張暉明教授在“靜安大講堂”的演講👎🏿。

2015年🧇,中國經濟交出了增長速度為6.9%的答卷🤜🏿,與以往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年增長速度相比👨🏿‍🎨,可謂進入中高速運行🚴‍♀️,印證了對於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的判斷。面對經濟發展速度的換擋、經濟結構再平衡的壓力調整和對於前期經濟政策的消化鞏固,致力於解決發展動力的轉換,從既往的資源和投資驅動方式轉向創新驅動,自覺認識、主動適應🩱、積極引領新常態,已經成為經濟工作的主基調⬅️。

伴隨這一進程🧛🏽,中國政府對於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方式探索創新🎐🤏🏼,改變過去那種“大水漫灌”的做法🙆🏻‍♀️,選擇“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預調微調”、“差異施策”等措施🐼,著力改進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水平,以發現並駕馭好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邏輯。針對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矛盾和難點🐑,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明確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工作內容做了詳細的研究部署🦻🏼,明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即“去桿杠、去庫存、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三去一降一補”)。那麽⏫,如何準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科學設計明確相關舉措🧙🏼,推進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穩健發展?

【存在三個認識誤區】

►誤區一♾: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裏根時代”曾經采用所謂“供應學派”經濟理論政策主張相比照,認為是“舶來”的東西

►誤區二👩🏽‍🦱: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政策投放於供給一端,也就是生產一方,說成是回到“計劃經濟”

►誤區三: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

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初聽上去似乎有些陌生🤬,“供給側”在以往的經濟生活中很少提,於是乎有人簡單地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裏根時代”曾經采用所謂“供應學派”經濟理論政策主張相比照,認為是“舶來”的東西。殊不知👩🏽‍🏫,當年的“供應學派”理論和政策是針對美國經濟面臨滯漲局面,主張緊縮貨幣供應、放松管製、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然而😭,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很明顯🏥,中國完全是不同的情況。中國經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和物價的相對穩定,中國經濟運行中供給側存在的問題與中國既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解決供給側存在問題的舉措也與當年的美國不同👩‍⚕️。顯然🦹🏿‍♂️,望詞生義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與“供應學派”相勾連是一種十足的簡單比賦、教條主義,屬於單邊或線性思維方式💫。說到底,經濟運行客觀上就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兩端♥️🧑🏿‍🏫,針對供給側存在問題的調控措施不能都說成是“供應學派”的政策主張。中國經濟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措施是深刻檢討經濟運行中存在問題後提出來的。

還有兩個存在誤解的表現需要加以剖析🧑🏿‍🦳。

一個就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政策投放於供給一端🧙🏻‍♀️🧔‍♂️,也就是生產一方,說成是回到“計劃經濟”。客觀上說⛹️‍♂️,針對那些過剩產能,失去產出能力的“僵屍企業”✉️,就是要下決心通過兼並收購、破產重組👨🏼‍🍼、關停並轉,堅決下馬🌘。所謂“僵屍企業”,是指占用大量生產資源💆🏼‍♂️,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連年虧損、甚至資不抵債,依靠政府補貼和銀行信貸資金維持生存的企業。從優化資源配置,依靠市場機製,校正以往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扭曲而言,客觀上已經明顯存在的“僵屍企業”的下馬,是市場檢驗作用已經釋放的信號,采取果斷措施下馬,是市場作用基礎上的政府選擇的舉措,怎麽能說就是“計劃經濟”呢?

另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是📡,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這種想法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我們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是就放棄了對需求側的既有的和可能追加的措施𓀝。擴大消費的相關政策繼續堅持,努力增加出口的政策一以貫之,對於投資而言😡,特別需要處理運用好“聰明投資”(指具有帶動產業升級的重大科技和產業項目),直接表現為即期的擴大投資需求和後續的供給側裝備水平和生產技術能力和產品檔次的提升,優化產出結構👩🏻‍🔧,提高產出水平對日益提高的消費需求的適配性🤦🏽。進一步說🙍🏼‍♀️,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緊縮需求或者是放松需求管理🔋。

【誤讀因何會產生】

為什麽會對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陌生感或者有誤讀?主要與我們長期以來沿用“需求管理”理論有關。

以往的宏觀經濟管理手段和措施,在協調總供給與總需求關系時,我們比較多的采用“需求管理”的辦法,主要針對形成總需求的所謂“三駕馬車”(指消費、投資和出口)投放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在“短缺”或“供給能力不足”狀態下,只要從需求側投放相關政策,自然就會帶動供給能力的快速成長,以至於在以往相當一段時間裏,微觀的企業投資行為出現“有投資必成功”的“跑馬圈地”式發展的樣態,這同樣也刺激了人們對於“需求管理”舉措的“迷信”。換句話說,采用“總需求管理”的宏觀管理思路做法有一定的發展階段背景和相對有效的客觀條件要求。

而當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上的總需求總供給關系的對比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以滿足溫飽為特點的供給能力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需求結構快速升級的變化要求,低端產能嚴重過剩🙇🏻‍♀️,高端產能又嚴重不足,在此背景下,如果還只是沿用既往的圍繞消費、投資和出口增長目標投放的“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就難以解決供給側存在的問題,並造成政策投放目標失準,導致作用低效無效🧗‍♂️👧🏿,貽誤促進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正因如此📯,既然宏觀經濟平衡關系客觀上就存在著“供”和“求”兩側,針對供給側明顯存在的問題,宏觀經濟管理舉措有針對性地作用於供給側,顯然是科學正確的抉擇,這也表明了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視野和對管理內容的拓展,以及宏觀經濟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的創新和提高🏌🏽‍♂️。

【供給側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實際上包含三大內容🪁🥮,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面已經說到,國民經濟構造有總量上的供給需求兩個側面👨‍🦯。除了總量關系是否平衡外🧏🏻,還有具體結構匹配需要加以重視。

在對中國經濟整體發展態勢加以解剖的基礎上🙅‍♀️🫅,不難發現🚼,當下中國經濟在供給結構上表現為低端產能嚴重過剩,高端產能又嚴重不足。具體說,供給側的主要構成因素表現為各類生產要素的存在,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創新)等方面的供給能力⛹🏽,還表現為如何將生產要素加以組織,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製度供給能力🦈。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消費者在滿足溫飽以後對於各類消費品的性能、技術含量和品牌文化的訴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能力不能滿足需求快速變化的要求,存在結構性錯配🛌🏽,表現為產品的“庫存積壓”🏋️‍♂️。與此同時,在國民經濟結構構造中↕️🦠,由於不同的產業和體製領域在從計劃經濟體製走出來的過程中🍝,改革的深度和市場化發育程度存在高低不均狀態,導致金融杠桿工具被“投機性”使用,由此帶來“杠桿錯配”,加劇了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正是針對這種狀況才有“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的“三去”任務。

具體說,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總供求關系🧭,供給側存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產能過剩💂🏽。據新華社相關報道,有的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80%🧖🏽‍♂️。正是這樣,國務院已經對如何壓縮鋼鐵、煤炭、水泥等產量做出了具體的規劃。對於煤炭行業而言🧑🏿‍🦳👩🏼‍🚀,從2016年開始,用3年至5年的時間,要退出5億噸左右產能、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較大幅度壓縮產能🫃🏼,同時,還要適度減少煤礦數量,以促成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得到有效化解🤷🏽,實現市場供需基本平衡,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轉型升級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於鋼鐵行業而言,從2016年開始🧑‍🧒,在近年來淘汰落後產能的基礎上,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噸至1.5億噸🦽,實現鋼鐵行業兼並重組取得實質性進展,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產能利用率趨於合理,產品質量和高端產品供給能力顯著提升♿,企業經濟效益好轉🏐,市場預期明顯向好。

其二🎛,結構失衡。具體表現為在產業🍢、區域、要素投入、排放、經濟增長動力和收入分配等六個方面的問題。產業結構失衡的表現,除了前述的相關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外,還表現在國民經濟構造中的實體經濟與服務經濟(其中主要是金融🍄、保險😷、物流等)和虛擬經濟之間的不適配❎,也反映出市場發育深度差異的體製性結構問題🫥;至於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存在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醫療、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能力水平的差異已經是廣泛被人們認知的長期累積滯存的問題;在節能減排和環保生態保護方面👃🏽🧗‍♀️,同樣存在結構性矛盾,與產業存量和生產力布局相關、與裝備技術水平相關、與自然資源稟賦和開發利用的管理體製相關;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既往的主要依靠資源驅動🍊、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已經觸到資源生態的“天花板”🤷🏼‍♂️,需要向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轉型🤴🏻,呼喚通過體製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和組織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最後在收入分配結構方面🏥,改革過程必然存在的市場深化推進進程中的階段性💆🏿‍♂️、領域性差異🙇‍♂️,使得勞動貢獻與收入分配評價方式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多元標準🤦🏽,導致收入分配水平懸殊的不合理現象存在🛁。回到生活消費場合🔎,結構的不合理集中表現在,伴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滿足溫飽之後的消費升級對供給側能力的考驗。中國遊客境外旅遊搶購外國產品,從電飯煲🔑、馬桶蓋到藥妝,更別說歐美的奢侈品品牌產品了。誠然🦔,這中間有消費采購行為體驗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在於🧘🏻,消費者對於國內日用消費品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以及對國產商品質量性能和品牌文化信任度的不足。

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經濟政策抉擇,從正面出擊,直接作用於供給側,克服經濟總量和結構性矛盾⤵️,形成“三去”疊加之力🚵🏻‍♀️🩰。

【關鍵要提高製度供給能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落實,就需要形成定向精準的宏觀調控管理措施🕵️,作用於中國經濟運行,兼顧“需求管理”諸多措施的存續優化,著重圍繞供給側行為主體能力優化👆🏻、動力結構優化、組織方式優化、體製協調機製優化、經濟經營活動方式優化、運行效率優化展開動作🏪,投放改革措施,促進發展動力轉換、經濟結構調整🌞🏖,收獲穩定發展之果。

其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善用兼並收購重組手段,解決“去產能”的工作任務。實體經濟的產能是本體性的🧑🏿‍🔬,通過過剩產能的處置🌯💇🏼‍♂️,消解過剩產能對資源的占用,提高資源配置的產出能力和產出效率,通過淘汰一批、轉移一批(國際產能合作)、升級一批的具體路徑實現在新的技術平臺上的結構平衡🤹🏿‍♂️💆🏻‍♀️。如何發揮好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可以借助財務約束評價😖,輔之於運用環境標準、能源消耗標準、產品質量標準等杠桿工具🪠,通過市場化公開信息,推進兼並收購行為對過剩產能加以重新配置。與此同時🤢,果斷淘汰低端技術的低效資產,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成本付出。特別值得深入討論的是👭,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可以客觀地對重組資產賦予客觀的價格認定,這項工作的推進,還可以促進企業改革的深化和產權關系的明晰,也有助於企業家精神的發育,發揮企業家要素在資源流動重組和形成新的資源配置整合的過程中的作用。

其二,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存在問題的主要陣地。不難理解,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供給側一段的重要主體🔻,供給側存在問題與國有企業直接相關。在明確國有企業的“分類”改革路徑的基礎上🙎🏻‍♀️,如何繼續推進“混合所有製經濟”作為探索公有製實現主要形式,通過資本存量證券化,提高國有資本的流動性🦃,有助於促進國有企業兼並收購,優化重組;結合企業“混改”,有助於讓“勞動力”資本能力對照量化💪,實行“員工持股”,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實現資本與勞動的製度性融合,形成新型的產權組合合作關系。

其三👩🏿‍🔧🎇,重視並追加科研投入😴,形成持續的投入能力🪩,實現發展動力轉換🐻。創新引領發展,創新的內容和具體路徑表現在理論👶🏻🔏、製度🏌️‍♂️、技術和文化等多個層面。我們已經走過資源驅動、投資驅動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既有的發展方式碰到的資源環境🧚🏻、技術進步等製約因素,逼迫我們必須朝著“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轉型,以支撐供給側步入可持續的軌道。以技術進步、產業升級能力,更好地滿足新興消費潮流的需要🤼‍♀️。在新的技術平臺處理好供給需求結構平衡關系♞。

其四,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政企關系🌊,推進以“營改增”為主要標誌的“結構性減稅”措施,帶動企業減負,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生存競爭能力。今年5月1日起,“營改增”就要全面推開⚃,由此將促成相對公平的企業經營環境。至於減少行政審批,旨在更好地賦予企業經營活動靈活自主權力👩🏼‍🦰,帶動行政體製改革,引入“負面清單”管理方式,更好地探索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並有助於進一步深化投資管理體製的改革,釋放全社會創業創新的積極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需要在增強和優化經濟體製的“製度供給能力”上下功夫。客觀上說👮🏽,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在體製構造的不同側面存在著不配套🗄、不均齊的狀況,表現在實體經濟的體製改革深度與(虛擬)服務經濟體製的改革深度的不均齊🔂、實體經濟內部不同產業領域和產業部門之間的體製改革深度不協調、服務經濟領域的金融🫃🏽、信息、物流等產業領域的市場發育深度不均齊🦂👶🏼、金融產業內部的銀行信貸與信托🕗、基金、證券、期貨等市場發育深度的不均齊,等等。所有這些體製因素都是導致經濟生活中實體經濟與金融服務之間難以互洽,甚至會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實體經濟沒有信心、恒心的“逃離”心態⚽️🕡,出現金融財政政策設計目標與政策投放實施事與願違的狀況。這就對體製改革配套提出更加強烈的要求。

文章來源🎴:上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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